摘要： “ 通论类教材” 的出版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哲学事件, 折射出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学界对自身哲学的反思和对哲学本真状态的理论自觉。不同体例的教科书均以论著者自身对哲学的领悟和把握, 力图把学生引向真正的哲学殿堂。“ 通论类教材”在重新理解哲学的过程当中, 推进了哲学观念变革, 从而以哲学的方式关注了中国的现实, 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文仅以孙正聿的《哲学通论》为例, 在剖析其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的基础上, 揭示其哲学研究范式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
| 〔1〕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2 年, 第2 -3 页. 〔2〕〔4〕孙正聿:《哲学通论》,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92 、218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219 页. 〔5〕〔7〕〔8〕〔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9 、67 、59 、56 页. 〔6〕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 第57 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427 页. 〔10〕菲迪耶:《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 年第3 期. |
| [1] | 高云涌. 新时期“讲坛哲学”的哲学观自觉及其解释循环———以前提批判论的哲学观为例[J]. 社会科学辑刊, 2008, 0(4): 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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