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天津教案的发生使清朝陷入极大的外交被动和难堪,也刺激其开始运筹善后性防范的措施。案后由总理衙门提出的《传教章程八条》,既在本朝相关官员中征询意见,更积极与有关外国方面联络沟通,争取签订。从被征询意见的本朝官员反应情况看,大多是表示完全赞成并对成局抱有希望的,也有的对某些条款内容提出了建议性具体修改方案,还有的从一开始就对其可行性不抱乐观态度。从外国态度方面来看,因有关各国与天津教案的关联疏密不同、所涉教派有异,其表面态度也存在差别,而总体上是抵制的,法国和天主教方面的反对尤为直接、明确和坚决。虽说到头来该章程未得签订,但清方的运筹拟议也并非毫无意义,起码能够反映其是以专门性“教章”防范“教患”的一种筹策,也为以后的筹措提供了资鉴和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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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李刚己:《教务纪略》卷三下,南京:南洋官报局,光绪三十一年印本,第4、7、11-12页。 〔2〕〔5〕〔6〕〔7〕〔8〕〔10〕〔11〕〔14〕〔1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一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13、21、24、26、7、51、13-14、41、12页。 〔3〕〔13〕《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93-3294、3293-3294页。 〔4〕陈增辉、林金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39-640页。 〔9〕陈增辉、林金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969-970页。 〔12〕〔16〕〔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二卷,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01、201-202页。 〔17〕〔美〕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雷立柏等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2009年,第300-301页。 〔19〕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35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5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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