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昂格尔在批判传统社会理论之时试图超越其固有之困境: 以社会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彻底解决和超越“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困境中的超越”必然遭遇“超越中的困境”,因为法律异化为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的工具是法自身资源稀缺性的必然结果,其物质根基在于社会资源配置状况,不改变现有的社会资源结构就无法触动意识形态的根本,故而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结构以确保超越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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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7〕〔8〕〔9〕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 994 年,第7、30-36、237、242、239、244-245 页。 〔2〕〔12〕〔14〕〔15〕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年,第12、74、87、97 页。 〔3〕季卫东:《现代法治国的条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11 页。 〔10〕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22 页。 〔11〕信春鹰:《异军突起的美国批判法学派》,《法学研究》1987 年第1 期。 〔13〕吕世伦、文正邦:《法哲学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205 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1 页。 〔17〕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17-121 页。 〔18〕侯钧生:《价值立场与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社会学研究》1995 年第6 期。 〔19〕〔20〕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年,第113-181、17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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