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生活在“后全球化时代”,我们依然遭遇着美国式的文化制式和价值理想的强势主宰。这一情势长此以往,足以消弭和解构作为关照性“他者”的诸多民族自性。从未来着眼,正在力图摆脱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思想范式掣肘、自主探索民族生存新形态的中国社会,同样需要确立自己借以向世界进行自主叙事的话语方式和思想逻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一个紧迫而深邃的本己性理论命题做出具有时代高度的解答:历经30多年深刻、全面的历史变迁与制度革新而日渐成熟起来的中华民族,在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及“理论自信”的历程中,究竟能够向世界贡献什么样独特的新智慧和文化价值理念,以至于可以被整个世界所接受、认同,并通过制度化实践和意识形态正当性辩护的方式,实际地造成一种与西方现代性文明不同的新的文明形态,从而引导人类真正走上历史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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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谢来:《中国能向世界贡献哪些精神产品？》,《国际先驱导报》2012年5月14日。〔3〕乔纳森·安德森:《走出神话》,余江、黄志强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4〕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5〕俞吾金:《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正当其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日。〔6〕郭长刚:《全球化价值观与多元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4页。〔7〕〔8〕李小佳:《中国智慧不应缺位于全球化进程》,《解放日报》2011年7月25日。〔9〕许嘉璐:《中华文明——唯一未中断的文明》,《新华日报》2009年12月30日。〔10〕孙洪斌:《文化全球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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