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分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后现代文化转型的不自觉。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非规则化、不确定和令人感到恐惧的社会, 然而, 它却是一个追求个体自由的社会。后现代文化不仅是一种批判力量。也是一种解放力量。文化危机是对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误读。新的文化范式是适应后现代不确定性而出现的, 它强调跨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 并且表现为一种新的普遍性。
中图分类号:
| 〔1 〕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 洪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261 页. 〔2 〕〔3 〕〔4 〕〔7 〕〔8 〕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郇建立、李静韬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年, 第36 、118 、133 、163 、170 页. 〔5 〕〔9 〕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 洪涛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第140 、189 -190 页. 〔6 〕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郁建兴、周俊、周莹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年, 第274 -275 页. |
| [1] | 任东景. 鲍曼流动现代性理论的哲学透视[J]. 社会科学辑刊, 2010, 0(5): 43-45. |
| [2] | 陶日贵.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的当代意义[J]. 社会科学辑刊, 2007, 0(2): 33-36. |
| [3] | 王志清. "以诗取士"的文化策略与山水诗派的生态[J]. 社会科学辑刊, 2003, 0(5): 119-123. |
| [4] | 乐国林. 后现代的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之下的社会工作[J]. 社会科学辑刊, 2002, 0(4): 41-4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