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外交流史是饶宗颐的重要研究领域。饶宗颐注意将“异邦古史资料”引入到古史研究之中,将其作为“五重证据法”的重要一环,并藉此研究中外文化的各自特点以及早期接触。饶宗颐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较早着手“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发生阶段的研究,即所谓“汉前丝绸之路”的研究;首先明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西南丝绸之路”方面也有重要拓展。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化互动关系,也是饶宗颐长期关注的领域。饶宗颐在研治中外交流史的过程中,注意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的梳理,强调时、空、人的综合考察,以其宏阔的视野、广博的学识开辟出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其治学特点与研究方法有待我们总结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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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大召开夏文化研讨会——郑德坤、饶宗颐、严耕望等八学者作专题论述,林寿晋主持》,《大公报》(香港)1982年5月17日,第14版. 〔2〕饶宗颐:《〈天问〉文体的源流——“发问”文学之探讨》,《考古人类学刊》(台北)1976年第39、40期之合刊(庆祝李济先生八十岁论文集)中册. 〔3〕苏雪林:《天问正简》,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4〕饶宗颐:《古史上天文与乐律关系之探讨——曾侯乙钟律与巴比伦天文学无关涉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史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7页. 〔5〕程贞一、席泽宗、饶宗颐:《曾侯乙编钟时代以前中国与巴比伦音律和天文学的比较》,饶宗颐:《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史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1页. 〔6〕陈寅恪:《四声三问》,《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61-381页. 〔7〕饶宗颐:《四声非印度围陀三声论》,《东方》(香港)1962年第13期. 〔8〕饶宗颐:《〈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论四声说与悉昙之关系兼谈王斌、刘善经、沈约有关诸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期. 〔9〕饶宗颐:《上代塞种史若干问题——〈于阗史丛考〉序》,《中国文化》1993年第8期. 〔10〕饶宗颐:《〈楚辞〉与古西南夷之故事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3《艺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11〕叶岗、陈民镇、王海雷:《越文化发展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页. 〔12〕〔18〕〔19〕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86、87-88、129-132页. 〔13〕饶宗颐:《说卍(Svastika)——从青海陶文谈远古羌人文化》,《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14〕季羡林:《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饶宗颐:《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页. 〔15〕芮传明:《古代中国“卐”考》,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5,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16〕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经济社会史评论》2015年第2期. 〔17〕王巍:《考古勾勒出的汉前丝绸之路》,《光明日报》2013年12月14日,第12版. 〔20〕李学勤:《安诺石印的启发》,《中国书法》2001年第10期. 〔21〕李学勤:《中亚安诺遗址出土的石印》,《中国文物报》2001年7月4日,第7版. 〔22〕饶宗颐:《胡里安(Hurrian)与“胡”之来源——上代塞种史若干问题》,《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史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3页. 〔23〕饶宗颐:《论古史的重建》,《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史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24〕饶宗颐:《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燕京学报》新3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28页. 〔25〕饶宗颐:《序》,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 〔26〕〔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08页. 〔27〕周长山:《“海上丝绸之路”概念之产生与流变》,《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3期. |
| [1] | 董萃. 跨文化适应:异域文化中的“二次成长”[J]. 社会科学辑刊, 2005, 0(3): 191-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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