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出于游仕和谋求学术话语权力的需要,孟子充分发掘利用了《诗经》蕴藏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并由此导致了对诗义和得义方法的关注。孟子的用诗和论诗,存在一个稳定的表意结构,结构的核心即是他毕生坚守笃行的儒家思想的内核: 仁义。他的用诗和论诗乃是分别在言语义和语言义的思路上对这一思想进行的言说。因此,我们认为,作为不同的应用策略,二者不应混用同一标准衡量。“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方法的提出,在《诗经》研究史上无疑是一个进步, 《诗经》研究方法论的概念由此而产生,并进而形成先秦时期最有特色的阐释学思想。这种行为本身隐含着将《诗经》作为知识文本进行研究的倾向。后人循此向度将其引入批评,成为历史主义和情志批评的理论源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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