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董德模:《朝鲜朝 国际关系》,首尔:博英社,1990年初版,第6-8页。〔2〕科学院古典研究室复刻校订:《大典会通》卷3《礼典》,平壤:科学院出版社,1960年,第197-200页。〔3〕金指南、金庆门撰:《通文馆志》,首尔:景仁文化社,1972年影印本。〔4〕Anders Karlsson,“A Hermit nation not for Everyone:Frist-Hand Contacts with Qing and Their Consequences in Late Chosun Pyongan Province,”![]() Ⅲ,城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2002年,第1289-1300页。〔5〕李泰镇: 首尔:太学社,2000年初版,第135-164页。〔6〕Quan He-xiu,“Two Systems of Diplomacy of Late Qing China:External Relationship,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al Phase,”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vol.5-1,(June 2008),pp.21-44;权赫秀:《晚清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外交两种体制’现象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7〕权赫秀:《两截体制 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对中国外交——初代天津驻扎督理通商事务南廷哲 活动 中心 权赫秀:《近代韩中关系 再照明》,首尔:图书出版慧眼,2007年,第311-334页。〔8〕黄玹:《梅泉野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年,第71页;金寿岩:《韩国 近代外交制度研究——外交官署 常驻使馆 国立首尔大学外交学科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167页。〔9〕权赫秀编著:《近代中韩关系史料选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5页。〔10〕《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年十月三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高宗实录》高宗二十年十月三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 〔11〕《日省录》,高宗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九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九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2〕《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三卷,1972年,第1358-1364页。〔13〕《驻津督理公署章程底稿》,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藏。〔14〕《高宗实录》高宗三十年七月十九日、高宗三十一年三月七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01页。〔15〕李完宰:《南廷哲》,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民族文化百科大辞典》第5卷,城南: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1年,第444页。〔16〕《日省录》,高宗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高宗实录》,高宗二十年十月二十三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17〕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金允植全集》第2册,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0年,第306页。〔18〕高丽大学校亚细亚问题研究所编:旧韩国外交文书第八卷《清案》1,首尔: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0年,第127、158页。〔19〕《乙酉正月北洋大臣衙门笔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20〕吴汝沦编:《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7《朝鲜国王来书》,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第32-33页。〔21〕《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7《朝鲜吏曹参判南廷哲面呈密议》,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第35-37页。〔22〕《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7《复朝鲜国王》,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第33-34页。〔23〕《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日记》,高宗乙酉年六月十二日。〔24〕《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7《条议朝鲜事》,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980年,第30-32页。〔2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72页。〔26〕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黎荔、冯京瑶、李丹丹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263页。〔27〕金容九:《世界观冲突的国际政治学——东洋之礼与西洋公法》,权赫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中文版序”,第1页。〔28〕张昆将:《日本德川学者的‘夷夏之变’思想论证内涵及其转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35页。〔29〕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1853—1972)》上册,东京:每日新闻社,1974年,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