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中叶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检省以及对自身存在境遇的反思。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对全球问题的关切、对人类共同困境的忧思,使二者在表现出巨大理论分歧的同时又体现出了相当的兼容性。而在现实层面,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纠结、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生态与政治的纠葛,使生态伦理遭遇无法突破的现实瓶颈。寻求生态问题上的道德共识,依托生态道德的传统资源,确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生态伦理的可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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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2〕李培超:《中国环境伦理学十大热点问题》,《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6期. 〔3〕李义天:《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4〕〔5〕林火旺:《伦理学入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4、230页. 〔6〕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页. 〔7〕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25页. 〔9〕罗国杰:《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1页. |
[1] | 车玉玲, 袁蓓. 空间的多重维度——作为政治与资本表达的空间[J]. 社会科学辑刊, 2012, 0(2): 18-22. |
[2] | 郇庆治. 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生态主义向度——以西安和青州为例[J]. 社会科学辑刊, 2012, 0(4): 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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