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术语是马克思主义框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然而这一术语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直具有一种隐喻性的意义,甚至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布达佩斯学派的思想家乔治·马尔库什直接批判了教条主义对“基础与上层建筑”隐喻性意义的种种歪解,而且通过对隐喻的当代有效性的批判,最终提出了转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解释范畴进而保留文化多样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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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2〕 〔4〕〔5〕〔6〕〔7〕〔8〕〔9〕Gyorgy Markus ,“The End of a Metaphor: The Base and the Superstructure” ,in C.C. Gould - R.S. Cohen,eds,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
[1] | 周兴杰. 表征危机与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想[J]. 社会科学辑刊, 2012, 0(5): 27-30. |
[2] | 何林. 许茨与马克思的生活世界观比较[J]. 社会科学辑刊, 2005, 0(3): 19-25. |
[3] | 李彬彬. 社会平等及其实现的路径——重读《神圣家族》对埃德加尔和蒲鲁东的批判[J].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0(2): 24-32. |
[4] | 聂锦芳.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再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J]. 社会科学辑刊, 2012, 0(2): 5-9. |
[5] | 黎学军. 阶级流动性问题的解析[J]. 社会科学辑刊, 2012, 0(2): 1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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