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研究之所以提出“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构想,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功能衰退的忧虑。衰退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学科分割体制的意识形态性,而且也是由于“表征危机”的出现。表征危机问题的揭示勘定了当代知识分子理论发生的问题域。受限于此,文化研究者既希望自己像葛兰西那样能够广泛组织各种社会群体,又希望像福柯那样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政治化,因而常常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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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2〕〔13〕亨利·吉罗等:《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抵抗的知识分子和对立的公众领域》,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7、85、85-86、87-88页. 〔2〕〔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4、15页. 〔4〕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5页. 〔5〕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页. 〔8〕德里达:《遣发:关于表征》,《外国文学》1994年第2期. 〔9〕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2页. 〔10〕盛宁:《关于后现代“表征危机”的思考》,《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1期. 〔11〕Kate Crehan.Gramsci,Culture and Anthropology,London:Pluto Press,2002,p.143. 〔14〕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 〔15〕R.雷德克里斯南:《走向有效的知识分子:福柯还是葛兰西》,布鲁斯·罗宾斯主编:《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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