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促动了士人生计模式的转换。“弃儒从商”与“以文营商”,成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两种方式。前者表现为对“儒业”的一种脱离,后者则是从传统“卖文博食”延展而来的、更具商品化性征的一种“本业治生”。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士人的生存基础,相对有效地提升了士人的生存能力。但从知识群体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两种不同的谋生方式,其社会与历史内涵还是不尽相同的。前者以一种曲线回归的方式,又回复到“仕途经济”的窠臼之中;后者则多少体现出晚明士人经济与社会人格的某些“萌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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