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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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的路径探析

欧阳康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5-12.

摘要 ( 2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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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对于实施和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体现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统一治理价值及目标、凝聚治理力量、保障治理效果等重要功能。其次，随着全球化时代国家层面的制度竞争加剧，国内突发重大安全风险的挑战增多，高质量发展要求更高的治理水平，对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再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还存在统筹协调能力有待加强、上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人大代表的构成及履职能力不强等因素，需要加强建设。最后，要在新时代更好地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应当强化其内外衔接功效，增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性；优化统筹协调功效，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合力；提高制度回应功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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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念基础和关键环节

马俊峰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3-19.

摘要 ( 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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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和实践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从理论研究和宣传的角度看，需要着重抓住现代民主治理、善治、国情这三个方面。而从实践方面看，则需要抓住承认、信任、公正这三个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才能有序、稳定地进行改革，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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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政治实践——论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激进政治解读

王庆丰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20-28.

摘要 ( 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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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所具有的革命性也随之减弱和消退。为了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阿尔都塞展开了对《资本论》的激进政治解读。阿尔都塞通过回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提示”，寻找资本主义体系的先天“脆弱”点；通过续写《资本论》的“结尾”，建构了新阶级斗争理论；通过发掘《资本论》的“政治实践”，发现了“偶然相遇事件”诱导革命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认为，被剥削阶级应该以资本主义体系的先天脆弱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保障其再生产的国家机器——为革命对象，展开“新阶级斗争”和“偶然相遇事件”的双重革命策略。实际上，阿尔都塞并没有在马克思原有的自身逻辑延展上续写《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结尾处指出要追溯阶级形成的根源，而阿尔都塞的续写则是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策略的描述。只有在深入挖掘阶级形成根源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实际，才能真正激活《资本论》的洞察力和批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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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论题的言说方式与基本定位

林　青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29-35.

摘要 ( 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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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方式决定着对象的呈现方式。如何抓住现代社会的本质条件从而激活社会主义论题的现实性讨论，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技术化的社会存在及其所带来的困境，是现代社会正面临的核心议题之一。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在面对此困境时不仅不应缺席，而且应该发挥更为基础性的作用。社会主义论题的展开只有深植于现有的社会条件，并在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框架中得到具体的论证，才能确保其现实性和实践性：面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危机的“隐退”，借助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形式分析方法能够从根本上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历史性及其社会主义替代性方案；面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强功利主义趋势及其社会困境，社会主义及其共同体属性恰好展现出矫正这种趋势与困境的基本立场与原则；面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资本主义“价值”创造的危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式微，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出场提供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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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消费与数字化生活：消费革命的视角

林晓珊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36-45.

摘要 ( 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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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发展迅猛的新型消费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消费生活，而且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它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型消费包含很丰富的内涵，从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来看，它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升级，而是一场全新的数字化消费革命。新型消费在消费主体、消费工具、消费文化和消费制度等层面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消费革命，它的发生与蔓延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其中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数字化消费革命的中坚力量，而数字化消费革命又重塑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使数字化生活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形态。尽管数字化生活与美好生活有着诸多契合点，但它所遵循的技术支配逻辑与日常生活逻辑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因此对于数字化生活的未来走向我们还需要进行更为审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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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互联网消费特征及其经济社会价值

朱　迪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46-58.

摘要 (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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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从事新经济新技术、具有较高文化资本和较年轻的新兴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崛起。互联网消费是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最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积极拥抱互联网消费的同时，也展现出作为消费者的能动性和反思性并付诸实践。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所蕴含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有助于扩大内需并建构一种良性的消费文化，有助于增强社会参与、推动改善社会治理。因此，应从收入分配、职业结构转型和业态创新等多个角度探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是创新民生建设、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消费、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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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消费、日常生活安排的可持续逻辑

章　超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59-69.

摘要 ( 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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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格局的过程中，践行可持续消费和绿色消费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等收入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实践以健康、舒适和品质为核心诉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总体上趋向适度消费和满足内在需求。这也构成了当下中等收入群体日常生活安排的可持续逻辑。以往的研究大多将可持续消费置于道德的框架下，可持续被认为是利他的、自我克制的，忽视了可持续实践是与日常生活紧密镶嵌的而并非一个既定的、独立的范畴。当下，环保意义为主的可持续性尚未成为普通中等收入家庭日常实践的系统性构成和作用机制。因此应通过推动产业的绿色变革和市场供给、制定常态化的规则等方式促进可持续消费习惯的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旨的社会组织、围绕可持续生活方式建立的网络以及多样的消费者教育也应得到重视和鼓励，从而推动家庭可持续实践从主体利益为主的考量向公共性社会观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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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技术演进趋势下的范式转变和对策研究

方兴东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70-81.

摘要 ( 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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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驱动是全球媒体生态和传播格局变革的突出特点。当前全球信息传播主要由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四大机制交汇而成。不同机制此消彼长，相互博弈和联动，构成了全球传播格局进程的主旋律。从美国的绝对领导，历经社交传播机制的冲击，美国依然占据全球超级平台的中心地位，到5G时代所开启的智能媒体新浪潮，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呈现出颠覆西方中心固有格局的潜能。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我们应秉承顺应趋势，互联网优先，创新驱动，自下而上的战略原则，在多重传播机制叠加的、复杂的数字传播背景下，转变思维，制定富有前瞻性的战略与对策，提升中国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传播的博弈，实现对现有“西强东弱”传播格局的颠覆，走出西方中心，推动全球走向一个均衡、公平、公正的传播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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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保留买卖的体系性反思——担保构成、所有权构成及合同构成的纠葛与梳理

周江洪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82-92.

摘要 ( 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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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对所有权保留作出了重大修改，所有权的担保功能化进一步增强。所有权保留买卖具有多维性，具有担保构成、所有权构成和合同构成的不同面向，这决定了所保留的所有权既不是完全功能化的担保物权，也不同于动产所有权。所有权保留在担保功能实现的条件和程序上有别于动产抵押，在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抑或适用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上也可能存在分歧。所保留的所有权属于特定目的所有权，无法依照所有权规则自由处分，即使未产生物权变动仍要求“登记”。所有权保留属于买卖合同的附款，但买卖合同的解除权、风险负担规则、物上代位以及出卖人的所有权移转义务等，都会受到所有权保留特性的影响。无论是内部体系还是外部体系，都不应简单化地将保留的所有权视为担保物权或所有权，而应根据相应制度目的的不同分别考虑所有权保留的何种特性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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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入典”：体系功能及其与专门立法的关系

吕炳斌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93-102.

摘要 ( 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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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保护“入典”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创举。在专门立法之外，将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规范写入《民法典》，不仅可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提供明确依据，还具有价值指引功能、体系解释功能和权利孵化功能。《民法典》人格权益保护的价值取向为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提供了根本性的评价基准，在其指引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规则可在《民法典》中得以体系化的解释和适用。《民法典》围绕个人信息自决，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初步形成了具体权利内容，为个人信息权利的体系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民法典》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相比，《个人信息保护法》在调整对象上大同小异，但在保护方式上存在递增，其通过公法手段保护的个人权利仍然具有私权属性。该项专门法律属于领域立法，兼具公法和私法属性。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同等重要，个人信息保护的体系性也将在两者联动中得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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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

程　啸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03-113.

摘要 ( 2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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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权是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权利，该权利是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享有决定权的具体体现，也是对目的限制原则与合法原则的贯彻落实。在我国法已经对删除权、网络侵权责任中通知删除规则以及对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无需规定被遗忘权。删除权不同于自然人撤回同意以及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删除权的权利主体是个人，义务主体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在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规定的情形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也有权请求处理者删除。如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尚未届满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个人不得行使删除权，但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除储存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以外的处理活动。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删除权的请求，个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实现对删除权的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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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

唐要家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14-124.

摘要 ( 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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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大范围应用正在重构经济社会行为规则和组织运行方式，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和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同时也带来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黑箱模式及其不可解释性是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且人工智能应用风险是由系统运行不同环节的风险所共同构成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基本价值取向，坚持透明度、安全性、公平性和问责性的基本原则，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的全生命周期监管治理体制，强化系统使用者的风险治理主体责任，并突出技术性方案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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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使用对灵活就业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

戚聿东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25-138.

摘要 ( 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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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赋能灵活就业的规模日趋庞大，这对于稳就业、保民生意义重大。使用互联网可以显著提升灵活就业工资收入，但互联网工资溢价率存在群体差异性，与中老年、男性和高收入群体相比，互联网使用对青年、女性和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提升作用更大。社会资本和职业选择是两个显著的中介变量，使用互联网的灵活就业者拥有更高的社会资本和自雇就业概率。此外，互联网使用能缩小正规就业者与灵活就业者的工资差异，有利于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为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应全面普及互联网使用率，促进灵活就业市场规范健康发展，提高灵活就业者互联网使用技能，不断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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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孟　添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39-148.

摘要 ( 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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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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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刘合光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49-157.

摘要 (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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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马克思城乡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思想是我国城乡发展实践的理论来源。中国城乡发展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结果。从共同富裕角度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为观察和理解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和理论创新。新时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要坚持“目标—动力—机制”一体两翼的发展逻辑，即坚持目标与过程相统一，不断增强改革和创新发展动力，坚持完善机制；二要走“核心力量领导—满足需求—创造供给—共享机会成果”四位一体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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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产业结构黏性与优化路径

张　壮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58-166.

摘要 ( 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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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沉淀成本、路径依赖、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等关键变量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明显滞后的黏性特征，成为制约我国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原因。要走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黏性的藩篱，防止农业产业结构固化凝滞，提高农业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需要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增加有效政策供给，加快技术渗入，打破路径依赖，降低各项成本，规避不确定性风险，充分激发农民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藉此实现农产品从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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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研究的意义

李　健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67-176.

摘要 (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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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是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理论的精粹，它的理论价值最高，现实意义最强，是研究诗歌语言艺术极好的切入口。诗歌语言艺术原理的鲜活性和生命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首先，它们来自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都是从诗歌创作中总结出来的。其次，它们都具有普遍的意义，能够适应各种类型的诗歌形式，能够长久满足诗歌创作需要。其三，它们都具有很强的生长性，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诗歌形式的变化不断丰富完善理论自身。抓住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就抓住了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理论的核心，抓住了诗歌语言艺术的筋骨，不仅能准确描述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理论的发展，评判它的价值，而且能揭示中国诗歌语言艺术的生命本质和美学特征。研究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不仅是为了探索诗艺，寻找完善诗歌创作和审美的路径，更是要透过语言触及最本质、最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审美精神，发掘中国语言艺术原理的生命价值，探索中国诗歌语言艺术原理的话语体系及其内在构成和理论意义，寻觅有益于当下诗歌创作和理论建构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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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汉译西方小说的儒家伦理文化渗透

管新福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77-185.

摘要 (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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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方小说汉译，有明显的时代性和伦理价值取向。翻译家一是用道德伦理对内容进行归化处理，以使译文主旨靠近儒家道德规范；二是用家庭伦理对情节加以改写增删，以使译文内容符合儒家孝亲标准；三是用审美伦理对形式给予移植替换，以使译文形式切合儒家审美范畴。这样翻译处理的主因在于：一是翻译家对外来文学未有清晰的文化背景研判，难以精准把握作品背后的文化意涵；二是缺少翻译对象的语言学知识储备，未能有效转化语言背后的符码意义；三是旧学思维缺乏现代性视野，无力阐发原文表达的新型观念。遂使晚清汉译西方小说在内容、形式上都与原文有着极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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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风习与主流建构——晚清民初浙江词人的词学选择与词风嬗变

傅宇斌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86-196.

摘要 (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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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初词坛为常州词派所笼罩，浙江词人虽有其浙西词派宗风，但亦因时代风气之发展，词学内部之变化，而受到常州词派比较大的影响。在词学门径上，由以师法姜、张为主变成出入诸家之间；在词学风格上，由南返北，风格更为多元；在词学宗旨上，则由浙入常，浙江词人对于常派，或自觉地融入，或依违于浙、常二派之间而实以常派为主，或开径独行，但仍可清楚看出常州词派的印迹。这说明晚清民初词学发展的大势，正是因为这么一批浙江词人参与主流词学建设，常州词派的词学影响更趋广大，常州词派的理论也更趋圆融，也使得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的演进加快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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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个节点看1920—1930年代招商局政企关系演变

李　玉

社会科学辑刊. 2022 (1): 197-207.

摘要 (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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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30年代的招商局政企关系起伏较大，影响深远。该局虽然能够抵制北洋政府“查办”，却被国民政府先“清查”，后“国营”，最后收归“国有”。此间的各方往来及因应互动，反映了政企之间从“合作博弈”向“非合作博弈”的过渡。影响招商局政企关系走向的既有“政”的因素，也有“企”的因素。招商局面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干涉的不同结局，为长时段观察中国近代政企关系走向提供了较好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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