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多元研究视角下，价值论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意义至关重要。基于“前提—表现—基础”分析框架，能够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与外在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价值依托其深厚的独特文化底蕴、科学社会主义价值本质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引领，为现代化进程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导向；外在价值则通过高质量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与全球现代化共振及科技创新外溢等多元形式展现，彰显世界意义与合作潜力。二者协同共生，推动各领域全面进步，为强国建设筑牢价值根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体系的生成逻辑融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的价值表达与世界传播。在此基础上，应持续探索创新路径，实现实践、制度、文化的协同推进，巩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体系，进一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在形成典范性的核心价值中彰显其历史优越性和比较优势性，打造更具引领力、影响力、传播力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三期是新古典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下正处于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回归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再次强调总体性视域，探索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又一次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和革命的道路，但是又具有了许多新的特征。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不是第三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从者，而是它的同行者和平等的对话伙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科学指南，保持理论清醒，加强理论对话，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卢卡奇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卢卡奇思想发展中的关键一环，它既呼应了其早期的文艺美学思想，又表征了对《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真正超越。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集中阐释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构建了个体与类之间的历史哲学关联，解决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以阶级代替类无法实现的个体与类统一的问题，回答了早期美学遗留的如何实现艺术的反拜物化功能的问题。卢卡奇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直接引发了布达佩斯学派后续在伦理的维度上进一步阐释文化的可能性和对现代美学的重构。从布达佩斯学派视角对卢卡奇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审视，引发了我们对于卢卡奇思想的真正转折点是《审美特性》还是《社会存在本体论》，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卢卡奇思想的主要成就还是次生问题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思考和阐释中国传统文艺价值观念提供了思想导引和理论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讲话，尤其是其中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阐发，给当下我们从事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路径，并且拓展了我们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的理论视域、思想空间和阐释维度。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生、积累了义理丰赡、姿态多样、特色鲜明的文艺思想，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根脉、精魂得以形成并传承发展至今，从而成为我们今天推动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以先秦儒家思想为内核，融汇了道家、释家思想，形成了内部结构富有张力、互补互济的既有饱满的思想质性，而又充溢着灵动的美学智慧的价值思想共同体；以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转化为圭臬，以“第二个结合”为方法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维度中，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和研究、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艺价值思想体系，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重心之一。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精华，是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理论结晶，是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的实践智慧，是历史使命的时代担当。“两个结合”的提出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赋予了新的任务，同样也是新的使命。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是原创性、主体性和继承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这一特征的最好诠释。“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融合与会通，生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范式——“结合范式”。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以更为广阔的视域打开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阐释更大的空间，也提供了更多阐释的可能性。

在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中，有学者提出了“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这一命题能否成立，是否可行，需要在辨析“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德育和课程思政”的基础上，形成大中小学“课程思政”的统一认识。以一体化的理念建设大中小学课程思政面临诸多难题，说明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实施面临诸多挑战。在课程思政的实践中，最关键的不在于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问题，而在于课程与思政“两张皮”问题。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实现课程思政的贯通，既包括课程思政内部全要素的横向贯通，也包括大中小学各学段的纵向贯通。课程思政贯通的实质是在大中小学各个学段，打通知识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其他课程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建立全方位、全程和全员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研究，尤其注重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概念进行学理化提升，是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前提与关键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概念的学理优化应着眼于提升解释力、专业化、层级化和规范性等方面，在概念研究中需要正确处理好体系和元素、概念和语词、事实与规范、明晰与韧性等关系，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概念的精确度、纯粹度、区分度和清晰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概念的学理优化应坚持如下思路：注重概念史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以分析性思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差异性研究，持续加强学科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协同研究，同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善用哲学思维方式。

人工智能从早期的概念提出到现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影响已经涵盖了科技、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且对社会治理、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在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在中国，人工智能已经在多个领域展开了应用与实践，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为应对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全面推动人工智能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就必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抢占科技制高点、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以期实现弯道超车、加快现代化强国建设。

在文本生成和处理领域，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文本可能是无意义、不连贯或者是循环往复的。人工智能所生成或处理的文本有可能不忠实于文本的来源，这种偏离理想预期的文本成本被称为人工智能“幻觉”。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拓展，人工智能“幻觉”成为一个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幻觉”主要是由输出内容和源内容之间的映射关系的扭曲或者破坏而产生，这其实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框架存在同构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在显象和本体之间构建了一种映射关系，而这种映射关系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讨论“幻觉”的产生机制。这一框架为我们探讨人工智能的“幻觉”问题提供了一个阐释学的工具和手段，可以用来检视人工智能“幻觉”的产生机制及其相应的伦理风险。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要素，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培育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作为数据市场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形态，不仅具备数据市场自身的特性，还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加优化的运行逻辑和生产关系。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能够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畅通经济循环，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重要支撑。我国应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改革模式下，从构建耦合协调的数据基础制度、搭建全国一体化数据交易场所、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基础设施、完善数据监管和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系统推进，从而实现我国数据市场行稳致远。

促进数据要素聚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而大数据政策在强化城市创业活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引导性效能。以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为代表的大数据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力。大数据政策主要通过数字化人才聚集、数字化资产聚集、数字化技术聚集三条途径促进城市创业活力。大数据政策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效果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在东部城市、网络基础设施高水平城市、跨区域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及区域示范类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应整合数据资源，优化技术流程，推动大数据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构建协同、开放的数字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打造数字创新创业集聚区，以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

建设科技强国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本文从宏观战略统筹、中观产业经济发展、微观新兴科技支撑及社会效益提升四个方面构建分析框架，探讨加快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路径。在宏观层面，应强化战略统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组织引领作用。在中观层面，应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与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对颠覆性创新和颠覆性技术的探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应加强人工智能对科技强国的决策支持，通过建立人工智能决策支撑平台来实现科技强国战略。在社会效益提升层面，应坚持人民至上的创新范式，以“人民中心性”为核心，探索以人民为主体的创新理论，以负责任创新引导科技向善。

近年来，低空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十分活跃，但大多侧重供给方，对需求侧却不够重视，对未来挑战和困难预估不足，更缺乏结合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系统探讨。我们需要结合未来城市和区域发展趋势，认识和把握低空经济发展规律，重视研究城市空中交通和载人经济活动，综合统筹天、地、人三者关系。空域资源、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三大先决条件。我们需要处理好六大关系，完善低空治理体系，提升低空治理能力，推进低空治理现代化。低空经济发展不仅要在供给侧发力，更要重视培育需求侧，尽快激活三类消费场景。低空经济是空间经济学的新领域，也是城市交通—土地利用整合研究的新方向，有望重塑城市经济地理，构建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但需要理性和耐心，并在不断的实践与创新中，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空经济发展新模式。

粮食安全关乎国运民生，新时代大国粮仓建设是增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提高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大国粮仓建设提供了发展思路、赋予了新动能。当前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国粮仓建设仍面临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粮食产业抗风险能力偏弱和绿色转型较慢、农业经营体系发展质量不高、农业人才结构不优等风险挑战，亟须强化粮食科技创新、推动粮食产业创新、加快发展方式创新、促进经营体制创新、强化人才机制创新以推动更高水平的大国粮仓建设。未来，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应以劳动者全面化升级、劳动资料颠覆性变革、劳动对象创造性拓展为重要抓手，继续赋能大国粮仓建设。

扎实推进农田水利高质量发展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与新发展阶段我国农田水利高质量发展高度契合，是驱动农田水利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进步、模式创新、制度优化，赋能农田水利，实现“环节升级”“主体共治”“治理重构”。尽管农田水利不断提质增效、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产权形式逐渐多样化，但科技支撑力度不足、主体协同效能低下、产权改革深度不够，阻碍了新质生产力助推农田水利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亟须加快科技研发推广、强化工作队伍建设、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从而为农田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能、增强主体力量、强化制度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粮食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其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关系到国计民生大局。基于“微笑曲线”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厘清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粮食产业链供应链的理论内涵，识别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源头之“困”、内生之“弱”、外压之“迫”三大风险，提出应以重源头、稳生产、快并购的方式重塑我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中的定位，将种业振兴行动作为创新战略支撑、产业现代化升级作为转型发展引擎、全球化市场布局作为导向与引领、精准施策作为调控枢纽四大路径，全面提升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的有效形式，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起主导作用、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为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动能，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驱动内生发展动力、激发协同合作潜力、增强持续发展能力、注入内外联动活力和提高互惠共生效力，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力”的跃迁，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基于可及性视角，实践中应以新质生产力拓展产业宽度、扩大空间覆盖广度、增强服务渗透深度、提高质量满意度和供需匹配精度，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度”的跃迁，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负担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从而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我国《民法典》采取区分模式，分别于第62条第1款与第1191条第1款规定了法人就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与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时的侵权赔偿责任承担问题。然而，完全由法人就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免除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责任的做法并不妥当。同时，《民法典》的区分模式也导致了在认定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执行职务时范围过于宽泛以及追偿权行使要件不明的弊端。我国修订《公司法》时新增的第191条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不得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注意义务所生的侵权赔偿责任。对该条应当限缩解释，仅适用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使经营管理权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形。至于董事、高管的其他执行职务或工作任务的行为仍应当适用《公司法》第11条第3款以及《民法典》第62条第1款、第1191条第1款。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与公司的赔偿责任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而非补充赔偿责任或按份责任，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终局的赔偿责任。

在企业数据纠纷中，争议最大的是当信息主体同意但数据持有企业不同意时，数据获取企业能否获取信息主体的数据。目前解决方案聚焦于数据持有企业和数据获取企业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形成了以行为不正当为核心的“行为进路”和以数据权益为核心的“权属进路”之争，对个人信息保护关注不足。企业数据纠纷的实质是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和数据持有企业的数据权益间的权利冲突问题，故解决方案在于权利超越。个人信息权的积极权能决定了信息主体的意愿应优先于数据持有企业。解决企业数据纠纷应采“个人信息保护进路”，即在信息主体同意时，数据持有企业负有向数据获取企业提供必要的原始数据的义务。这一规则也可类推适用于非自然人用户场合。

越权代表行为的法律关系构造应当回归代理法体系，须区分效力认定与效果归属两个层次判断其法律效果。越权代表行为的要件构成包括权限逾越要件与效果归属要件，前者应包括部门规章与法人目的范围对非营利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后者应在区分权限限制存在事实与超越权限限制的行为事实的基础上，分别评价相对人的主观状态，仅依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意定限制的存在，不构成认定效果不归属的正当理由。当效果归属不发生时，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相对人不享有受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因此法人无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中国古代散文美学的历史演变可分为先秦萌芽阶段、汉代奠基阶段、魏晋南北朝繁荣阶段、隋唐宋元发展阶段、明清总结阶段五个时期。先秦的“文”或“文章”“文学”指文明道德，与散文最接近的概念是“文辞”或“言”“辞”。儒家的“言志”论与道家的“言意”论是这个时期散文理论的代表学说。汉时“文”或“文章”“文学”出现了指称有文采的辞赋作品的新义，散文理论集中表现为美文学的辞赋批评和史传散文批评。道德美与文采美是汉代散文美学的两大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理论出现巨大繁荣。人们一方面继承了汉代辞赋批评对散文辞采美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在玄学适性风潮的影响下以“缘情”为“文之经”。唐宋出现了回复汉代古文的运动，强调“文以载道”与自由散句，对抗六朝散文创作重文轻质的骈俪倾向。明清是中国古代散文美学的综合时期。明道、抒情的文学观念得到兼容，“文”为“心学”的民族特色得到抉发，“文学”是“文字著作”的涵义得到明确界定。

文艺美学是中华美学守正创新、开放包容、文化自信、独具特色的当代范式。作为新时期文艺美学的学科创始人，胡经之文艺美学思想的学理构造乃兴于自然，立于人生，成于完善。“人生”是其理论根基，即经由审美活动重塑人生意义。“自然”是其精神起源，即经由自然山水体验艺术意义。“完善”是其价值旨趣，即经由文学艺术审美通向艺术完善、人生完善、社会完善、自然完善。其文明启示在于，面对现代性、自律论、分化式的美学裂变，文艺美学亟待重构生活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完善统一，推动中国人生、神州山水和华夏艺术的整体性、原创性阐释。以“审美”合“天人”，追寻中国式现代化的“完善”，是胡经之文艺美学思想给予中华美学再出发最宝贵的文明启示。

1920年12月，历史“小人物”黄尊三有一次意外的广州之行。黄氏在广州观察到，广州护法政府内部庞杂、派系林立、财政窘迫、难有作为。从微观人物史角度考察“小人物”行止，可以管窥南北政权对峙中的交错互动。考察黄尊三此番南下广州之举可以发现，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护法政府通过北方政界要角孙洪伊联络北方，特别是直系集团。作为南方护法阵营的重要成员，孙洪伊为孙中山联络北方所作的努力主要体现在表层和高层，缺少群众基础，实际效果有限。孙洪伊、黄尊三之间的关系类似传统社会的“君子之交”，在“社会革命派”已经兴起的1920年代难以成事。相反，讲求主义信仰、严密组织、群众基础成为此后中国政治变革的新趋向。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面对中共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推动社会科学运动带来的压力，国民党针锋相对地倡言建设三民主义社会科学。三民主义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与中共意识形态对抗的应对之策，它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论证三民主义及其政策，以三民主义的党性立场指导一般社会科学。三民主义社会科学以中共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为对手，但在论证逻辑和表现形式上多袭取对方。论其结果，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社会科学始终未能建立，更多的只是国民党人持续不断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