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质在于，全球化时代对人类社会整体性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这一趋势蕴含着清晰的“六共”逻辑：共生逻辑、共识逻辑、共行逻辑、共利逻辑、共情逻辑、共序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六共”逻辑，系统呈现了其从共生现实、共识认知、共情认同、共利驱动，到共行实践并形成共同秩序的完整闭环。“六共”逻辑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实现了非线性的、辩证而动态的统一，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的历史必然性和理想状态。通过“六共”逻辑的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再是模糊的而是清晰的，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包含着客观依据、观念指导、实践行动、利益驱动、情感聚合、守规成“序”的全球性宏大社会系统工程。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其集中体现为鲜明的人民逻辑。其中，“为了人民”的逻辑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主体，“依靠人民”的逻辑明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主体，“人民共享”的逻辑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人民评判”的逻辑构成了检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准。四重维度彼此依存、相互贯通，共同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人民逻辑的完整图景。这一逻辑体系不仅打破了西方现代化资本主导的固有模式，更以人民主体性的确立重构了现代化的价值内核，为人类现代化实践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理论逻辑层面，我国城镇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等国情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历史逻辑层面，我国城镇化在目标取舍上经历了从服务工业化、发展小城镇和多元协调，转向以人为本的演进过程，据此可以揭示通过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在实践逻辑层面，面对人口规模巨大所带来的挑战，新型城镇化通过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推动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优化人与自然及社会良性互动等渠道，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此，应当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符合国情的城镇化路径，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同时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迫切需要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来认识和解决我国老龄化的相关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老龄化既有各国老龄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如果我们单纯移植西方老龄化知识体系，就难以解释中国式老龄化的成因、影响及其治理，并且容易陷入问题化困境，从而忽视中国式老龄化经验的理论创新。按照“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基于反映国情的要素禀赋结构、人口禀赋结构、老龄人口禀赋结构和老龄文化禀赋结构，我们从老龄社会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视角来探索老龄社会的发展、转型（改革）与运行规律，构建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中国式老龄化自主知识体系，能够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道路提供指导，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借鉴。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实践中介系统的延伸，体现了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辩证发展。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与载体的数字经济，其生产要素和产品是数字信息。在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变革的同时，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也伴随着技术—经济维度和社会—制度层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数字经济的社会化特征之间的根本冲突，严重影响和削弱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升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从社会形态与所有制层面揭示数字经济困境的根本症结，才能更好地为理解数字时代的结构性冲突提供批判性的理论框架，并对探索超越资本逻辑、实现“数据民主化”的未来路径提出前瞻性思考。

人工智能以一种强大的统摄力量“修补”“改造”和“重组”人的自然身体、社会身份与数字身份，其生成内容往往以“数字幽灵”的文化形态呈现，形塑人类的认知边界和行动能力，带给人们身份焦虑，在无形之中成为解构文化认同的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文化认同的解构研究，必须直面“数据—技术”的频繁互动稀释文化符号认同、“虚拟—现实”的场域转换冲击文化身份认同、“自我—他者”的身份焦虑弱化文化价值观认同等现实问题。在当代中国，必须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主流价值观叙事、持续优化中华优秀文化的数字空间智能化叙事、加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视野下的主体身份管理，使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持续呈现中华优秀文化的独特内涵与价值质感，进而持续彰显其托举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理想的力量”。

步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深度驱动了人文生产革新、人文价值重构以及人文空间再造，推动了数字社会人文生态的系统性升级、整体性重塑与结构性变革。同时，也引发了数字人文内在主体增强与主体失能、工具理性扩张与价值理性消退、技术文明狂飙与人文价值复配等发展悖论的深度聚讼。回归马克思的技术观，从技术与人本身、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关系维度，审视上述悖论生发的根源，发现其原因在于数字资本操控下数字技术对人的主体价值的消解、重构与殖民化，使数字人文从“无意识”的工具异化为“有意识”的治理术。在“两创”语境下，亟须在存在层面承认并规范“人机共生”的人文主体存在，在价值层面以实践理性锚定人文主体价值坐标，在方法层面通过负责任创新、技术民主化与算法伦理化，引导数字人文服务于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

数智媒介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媒介性受到更多重视。不过对新大众文艺不能只从媒介角度理解，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着人民性的要求。这也是由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引领的文艺大众化历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语境的响应。数智媒介带来了新大众文艺建设的契机，形成“新的大众”与“新的文艺”，但也存在文艺低俗化、同质化与甜宠化等问题。新大众文艺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摆脱技术乐观主义，顺应文艺规律，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数智时代大众文艺完成从普及到提高、从“初级的文艺”到“高级的文艺”的跃迁，最终从文艺的媒介性走向人民性。

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对传统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造成了冲击，也会波及青年群体，改变青年群体的就业市场和职业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的就业选择。代际红利和技术红利对青年群体择业和就业具有显著影响。在工业社会人力资本要素依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青年群体能够收获更多的代际红利，技术红利则不仅青年群体可以获得，其他年龄群体也同样可以获得。“红利”的实质是“工资溢价”而非“技能溢价”，“代际红利”源于选择而非绝对优势。数字经济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在固化一种以高强度、低技能增长为特征的数字劳动模式。若不能通过教育体系与培训机制的深刻变革，帮助青年从获取“工资溢价”转向赢得“技能溢价”，那么所谓的“代际红利”将难以持续，甚至可能加剧青年就业的质量困境。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都在经历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的转型，迫切需要革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让青年群体更多地享有“技术溢价”带来的时代红利。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通过对2013—2021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及相应年份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就业质量整体表现为“先升后降”的倒V型结构。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地提升青年的就业质量，且这种积极作用具有阶段性特征。作为数字经济的两个重要指标，数字金融对青年就业质量的积极作用先增强后减弱，互联网使用程度的积极效应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减弱。因此，青年要在数字经济中不断增强适应性和技能水平，在社会层面也应持续增强数字经济的创新能力，强化数字化赋能，进而促进青年就业质量的持续提升。

作为获取公众信息的最大载体，互联网在投资者的决策过程中承担关键信息的渠道作用。蕴含群体关注和情绪态度的网络舆情可能经由投资者对包括债券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造成广泛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可知，网络舆情热度与情绪倾向均对公司债券流动性有显著影响。舆情热度提升或负面情绪升温往往导致债券交易量和换手率提升、交易天数增加以及买卖价差扩大。与此同时，舆情热度对流动性的影响受到舆情情绪倾向的调节作用。伴随负面舆情情绪的升温，舆情热度对公司债券交易量、换手率、交易天数以及买卖价差的正向影响作用将进一步加强。此外，正面与负面舆情情绪对于舆情热度对债券流动性影响的调节作用方向相反，其中负面情绪的调节效应相比正面情绪更显著。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提升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已成为我国占据国际竞争主动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由路径。然而，作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金融对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影响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实证分析可知，数字金融通过增加人工智能软硬件投资、扩大人工智能岗位雇佣规模、提升数据资产化水平和加速人工智能技术扩散四条路径提升了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与此同时，数字金融对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提升的促进效应与企业内部特征和外部环境存在显著关联。在技术创新能力更强、劳动力成本更高、融入全球贸易网络更深的内部特征作用下，在行业竞争更激烈、区域算力基础设施更发达和营商环境更优越的外部环境中，数字金融对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强劲。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政策、加速推进“人工智能+”行动、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农业碳市场建设既是推动农业减排固碳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中国气候治理的关键实践。然而，当前农业碳市场面临量化方法不成熟、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供需双侧乏力以及交易模式单一等多重挑战。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破解农业碳市场建设困境提供了可行方案。未来应紧扣“双碳”目标要求，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组织创新，推动农业碳市场实现从政策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

建设农业强国是筑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基的必然要求。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核心驱动力和内在要求。当前，与全球农业强国相比，我国在农产品稳定供应、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以及风险应对能力等方面仍存在差距。农业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大要素配置，推动我国农业从粗放式发展转向高效、精准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结合智慧农业与种业振兴的典型案例可见，农业新质生产力已取得显著发展成效，但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面向未来，应持续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高素质农业人才、深化数字技术在农业全链条的融合应用，从而为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和系统工程，需要依靠科学高效的投融资机制来实现资金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从而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发展可分为前期探索与初步实践、全面展开与深化推进、优化完善与创新发展三个阶段，蕴含核心、驱动、保障三重实践逻辑。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投融资规模显著提升、投融资领域不断拓展、投融资模式持续创新，但也面临投融资政策同质化、社会资本参与质量参差不齐、资金监管体系薄弱问题。为此，优化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的路径需从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分类支持不同主体；把控社会资本参与质量，完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加强全过程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三方面入手，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

在用户创建智能体场景中，人工智能平台提供的服务表现出某种“波粒二象性”，出现了“服务提供即内容提供，反之亦然”的情况。在平台归责问题上，需要兼顾平台智能体创建服务的属性，具体采用二阶层评价机制，遵循“内容提供评判—服务提供评判”的考察路径。就平台为智能体运行提供对话内容，需要区分个性化与非个性化对话输出，仅就平台输出与特定人高度相仿的对话认定人格权侵权的存在。平台在扮演服务提供者角色时，应适用“明知/应知”归责认定帮助侵权。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占有数据的不断丰富，平台有义务采用相对成熟的自动识别技术来防范智能体运行可能引发的人格权侵权。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前，关于认罪属性的规范冲突业已存在，这势必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行。认罪规范的体系性张力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亦形成双向映射。一方面，认罪权利属性得到加强，可能附随规范系统冲突的加剧；另一方面，在强制性讯问削弱认罪权利属性的同时，认罪权利化保障不足会导致权利边界被限缩。我国制度实践选择了认罪义务属性方向，避免了系统性冲突对追诉效能的影响，却也付出了弱化认罪权利属性的代价。完善当下制度的可行路径是扩充被追诉人交涉范围，以此强化认罪权属性。在未来的制度改革中，需渐进式塑造中国式认罪权模式，逐步破除强制性讯问衍生之积弊。

中共领导的山西抗战在整个中国战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把山西作为征服中国的战略高地，将中共视为“真正敌人”，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情报调查。从红军东征开始，日本便关注山西的中共抗日活动，通过对牺盟会和新军的调查，分析山西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日本深感游击战的巨大威力，认识到中共通过游击战为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中共带有阶级色彩的民众动员和经济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民众抗战的积极性，抗日根据地建设推动了社会进步；日本发现中共党员在抗战中能量巨大，农村青年是中共抗战的生力军。中共领导的山西抗战是正义战争，得到民众广泛而坚决的支持；而日本开展的“政治工作”由于其侵略性质而无法达到目的。通过对日本情报调查相关资料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当时日本的决策动向，而且可以从敌方角度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共抗战给予日军的沉重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诉诸国际联盟，国联派遣调查团进行调处。就人员构成而言，国联调查团的主体是秘书处和专家组，这批人员可以统称为辅助性人员。围绕辅助性人员的选派，国联与大国之间展开外交博弈，最终是在综合考虑业务能力、薪资问题和人际关系等因素上完成选派。辅助性人员承担规划行程、陪同访谈调查、撰写报告书等工作，搭建起调查团与调处九一八事变之间的桥梁。在参与调查团工作过程中，辅助性人员不仅认识到伪满的傀儡本质，而且抵制在报告书中加入倾向于日本的内容，并在报告书发表后围绕中日关系发表客观见解。通过考察辅助性人员，可以推进国联调查团的“整体性”研究，深入理解调查团的运作机制。

文与质作为语言艺术的概念和范畴，属于两种语言类型，是两种语言美的典范。文是追求修辞、文采、声律和音韵的语言，质是朴素、平实和自然的语言。从表面上看，它们仿佛是语言的两极，呈现一种对立关系，其实从内在来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紧密统一的。在中国诗学史上，主文并非一味地追求文采富丽、声律协调；同样，主质并非一味地强调语言质木无文，平实自然。在主文与主质的背后都可能隐含着文质调和的企图，实际追求的是文质彬彬。不同的时代对文质彬彬的审美理解可能会不一样。文质彬彬是传统中庸思想在诗歌批评和审美中的彰显，是调和诗歌语言的理想方法，是诗歌语言艺术的辩证追求。

在象征主义诗学中，纯诗意味着艺术的一种神圣境界，是诗人自我精神的完美投射，这也铸就了它的纯洁性和超世俗性。正因为如此，纯诗理论在现代中国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中国早期象征派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们在纯诗的音乐性、暗示性、纯诗与散文的分界等问题上的见解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启发性。这种努力在客观上拓宽了中国新诗理论的视野，带有较强的先锋实验性质，丰富了中国新诗艺术的审美境界，对纯诗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也有一定的贡献。但也应该看到，中国早期象征派在对纯诗的理解和阐释中存在着一些偏差和误区，本土化的理论建构甚至不乏矛盾之处，其留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