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在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跃迁中，毛泽东哲学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语境下的批判对象、实践方向、文化特质和话语风格。毛泽东哲学在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新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科学地指明了现代历史进程的必然方向与主题。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阐释了与现代生产力相匹配的世界观，接续完成了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思想启蒙任务，以唯物辩证法赋予了中国人民思想上彻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各种救国方案的得失，明确了人民群众是创造、改变和言说历史的主体，激发了人民创造现代历史的自觉性。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明了现代文明的出路是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实践，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探索向未来迈进、向世界人民开放的现代文明之路。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命题。这一命题中的不平衡关系，既表现为同时代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及其他艺术生产的共时性不平衡，也表现为较早时代艺术生产与较晚时代艺术生产及物质生产的历时性不平衡。同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敌对关系，即相比于商品性艺术生产的资本性、规模性和通俗性，自由精神生产体现出自律性、唯一性和思想性，由此表征着不平衡关系中的内在属性的张力与超越。马克思不平衡关系命题的再辨析，对于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实现精神富有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作用。

生活问题既是人的根本问题，也是哲学探讨的根本问题，还是任何哲学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哲学对生活的探讨，大多都把生活问题看作理性问题、精神问题，无法把握生活的真实内涵。批判和扬弃传统哲学的生活观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要表征。马克思生活观的根本特点体现在：坚持实践的方式，从人类自由解放的高度来思考生活问题，突出强调创造新生活有助于造福人类幸福，具有鲜明的价值旨趣。马克思生活观从根本上为人类美好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引，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历史的、人文关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很显然，深入研究马克思生活观的价值旨趣，不仅对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生命力，进而探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且对于把握当代乃至未来人类社会的实践，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从文化层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经验的系统性理论总结，其中关涉如何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内在具有立体式多元化的叙事结构。从本体论层面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摆在治国理政全局的重要位置加以把握，将文化叙事、文明叙事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复兴叙事相互关联，从坚定的文化自信中探寻“走自己的路”的文明基因。从方法论层面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重大命题，并将其上升到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和又一次思想解放，为深化拓展对包括文化思想在内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价值论层面出发，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发展校准了航向。

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现代民族国家团结稳定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系统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立意深远的战略构想，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导。基于全球化语境审视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发现，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体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基本治理单元和国际交往权利主体的政治共同体意识，又体现为各民族对于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认同意识，更体现为个体在全球化时代寻求牢固的价值基座和重要的身份标识的情感归属意识。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生产力，其基础是创新，核心是优质，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生产力的初步恢复与基础夯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生产力的全面解放和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产力的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初步完成了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历史演进，实现了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飞跃。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新时代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实现了生产力范畴的术语革命，积极回应了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当代重构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革新，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很多方面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当前，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亟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鉴于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未来要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个方面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健全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并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统一的现实基础。在新时代，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以民生为大。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人民至上、机会公平、量质齐升、共同富裕等民生目标是高质量充分就业应有的理论内涵。高质量充分就业有助于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加畅通，对于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在现阶段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就业制约因素，包括就业结构错配、就业市场分割、就业市场歧视、就业收入不均、就业观念保守、就业保障不足等。为加快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以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应努力破除体制机制弊端，确保充分性就业流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消除各种就业歧视，创造公平性就业环境；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兜牢基本性就业保障。

中央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它的出台为全面从严治党开局破题，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视角对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出新的战略部署。这意味着在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具备持续推进对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改革创新的决心和信心。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认真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征程上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走向深入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差异甚大的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必须考虑各个地区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因此回顾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深刻理解其内涵并准确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总体来看，中国的人均GDP在过去的30多年中整体实现了快速增长，不仅由世界银行标准下的低收入国家水平跃升至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且占美国人均GDP的比值由不足5%提升到28%。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这种区域性差距出现了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动情况。结合历史发展经验和当前发展态势进行展望，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