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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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治学视角下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郇庆治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5-12.

摘要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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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努力与强势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架已经初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就是在继续改革与完善已经初步确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架的同时，协同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阶段性地有效改善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扎实推进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可以成为促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或政策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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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区域化：当代城市发展的二重趋势与内在逻辑

庄友刚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3-19.

摘要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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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城市发展中呈现出看似相悖的两种发展趋势——全球化和区域化——并存的局面。城市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把全球化看作联系之网，城市就是联系网的节点。城市是联系或交往的起点，同时也是联系或交往的终点。除了显见的全球化趋势外，当代城市发展还出现了区域化发展的新现象。城市区域化发展不同于一般的城市交往。区域化趋势已经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事实。两种看似相反的发展趋势，有其内在统一的逻辑，它们都与分工的当代发展密切相关。城市全球化的趋势体现了全球分工体系发展的要求，全球化发展既是交往的全球拓展，也是社会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的展开。而在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发展中，竞争和风险也在日益加剧，给城市发展带来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单个城市尽管在应对竞争和风险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却又日益力不从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的区域化发展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城市区域化的根本指向就是不断提升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化竞争和发展风险的能力，形成区域性的整体效应，从而在全球分工体系中获得更加主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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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爱国主义与公民美德之间的关联性

高景柱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20-28.

摘要 (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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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国主义是否是一种公民美德”这一问题，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实际上，人们不能笼统地探讨爱国主义是否是一种公民美德，因为爱国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根据爱国者在对国家表达热爱和忠诚的过程中其行为是否受到正义原则的约束，爱国主义可以被分为“非正义的爱国主义”和“正义的爱国主义”。正义的爱国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公民美德，它可以作为一条忠诚与团结的纽带，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促进审议民主的发展，带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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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生活与劳动辩证法——论阿伦特对马克思的误解及其方法论根源

陈高华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29-35.

摘要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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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对马克思的研究在她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然而她对马克思的判断充满误解，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她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理解上。她坚持积极生活的严格区分而把马克思的劳动看成是“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并且认为后者混淆了劳动与制作，继而取消了行动。这种僵化的理解显然没有看到马克思对劳动理解的动态性，即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横跨了积极生活，它不仅是维持生命的活动，也构建了一个有别于自然的对象世界，并且通过新现实的创造呈现为一种开端启新的行动。阿伦特之所以产生的这样误解，在于她把辩证法理解为抽象的逻辑形式，而没有把握到辩证法的实践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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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变奏——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的国家观比较

王兴赛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36-43.

摘要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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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典教育与启蒙思想的影响下，青年黑格尔（1785—1800年）与青年马克思（1835—1843年）一开始都怀揣古典国家理念对德国的专制制度大加挞伐。当认识到以保护个人财产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国家所引起的人的分裂和异化后，他们又以古典国家理念批判现代国家，并提出了“废除国家”的口号。但随着对私有财产在现代国家中的重要影响的不断认识，黑格尔从古典共和主义转向了君主立宪主义，转向与现代国家的和解；马克思则从古典共和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试图在私有财产的运作机制中寻找革命机会消除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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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控社会学：学科构建的现实基础与发展前瞻

谢俊贵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44-51.

摘要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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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控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疫情发生发展的社会特征和社会影响以及疫情预防控制的社会方式与社会过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疫控社会学属于应用社会学的范畴，与医学社会学、健康社会学、疾控社会学等都有着密切关系。疫控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疫情发生发展的社会特征和社会影响以及疫情预防控制的社会方式与社会过程。根据世界疫病不断发生的事实可以断定，疫控社会学不仅是当今世界的一种现实需求，而且是未来社会的一种长期需要。学术界应在总结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与疫疾抗争所获社会认知和社会经验的基础上，透过对当前在世界范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特性、社会影响与社会防控的深入考察，科学构建疫控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切实坚持疫控社会学的人民本位立场，深入认识疫控社会学的实践指导作用，积极开展疫控社会学的关键议题探讨，大力推进疫控社会学的持续系统研究，为我国重大疫情的防控和健康社会的建设提供决策咨询和知识积累，并为世界范围重大疫情的防控和人类卫生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必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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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动员的机理与结构——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

贾玉娇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52-58.

摘要 (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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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多元、复杂、有效且与国家疏离的社会动员，尽可能充分地释放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实现社会与国家的同步建构，不仅是国家治理的一项基本议题，也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发现并不断发展国家社会互动逻辑的制度载体——社会动员。与西方语境下由现代性发展而内生出的社会力量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构的社会动员观和西方研究范式下现代国家发展而生成的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开展的国家社会建构的社会动员观不同，中国的社会动员是外在建构力量与内在自发力量双向运动的产物，是透视基层社会治理空间中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个分析框架。通过梳理近五年来的基层社会动员实践经验，能够总结出内生精英辐射式、行政主导层级式、多元共治纵横式三种社会动员框架，为深入认识与完善中国基层社会动员结构提供学理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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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形成机制及治理策略

郑元景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59-65.

摘要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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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粹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将民众的不满、怨恨与多样诉求借助网络舆论暂时性地统合在多数人意见中的“话语政治”。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及其风险的生成扩散具有深刻复杂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要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就必须摆脱经验主义、技术主义的窠臼与局限，在深入分析其话语结构、内在矛盾、动员逻辑及实施策略的基础上，从现实社会和网络空间两个维度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下进行价值审视。同时还要坚持标本兼治的策略方针，做到防范化解与疏导管控相结合，探寻转型期我国网络民粹主义的风险预防与规避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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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标准

刘品新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66-78.

摘要 ( 1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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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修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3、94条对电子证据真实性的认定作了重要的规则建设。加深理解该“电子证据真实性专条”的创设价值，应当透过有关规则的软性指引层面看到硬性标准层面。从文本表述来看，其融推理性标准、推定性标准和认知性标准于一体，形成关于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真伪的“三合一”标准体系。从比较视野来看，中国设立的电子证据真实性标准既有对国际组织标准的援引，更有对有关国家标准的暗合。为了促进该标准体系的有效运用，我国有必要对各具体标准进行要素化提炼，对“综合判断”“正常业务记录的推定”等疑难标准进行补正性疏议；还应结合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及规律进行必要的优化，包括将实践中“印证法”等特色做法纳入推理性标准、积极扩大各种推定性标准的适用以及适当限缩“经由公证的司法认知”标准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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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民事诉讼专门管辖——历史演进与对比界定

陈杭平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79-87.

摘要 ( 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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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经常将民事专门管辖与专门法院对民事案件的管辖混为一谈。但从专门法院的框架及历史来看，其并不具有清晰划一的管辖权。对现有的四种专门法院进行逐一分析，可以发现专门管辖与专门法院管辖犬牙交错，既有专门事项由非专门法院管辖，也有专门法院管辖非专门事项。严格意义上的专门管辖事项仅包含海事海商纠纷、专利等技术类知识产权纠纷、双方当事人均为军人或者军队单位的纠纷（有例外）、涉及机密级以上军事秘密纠纷等有限的几种。通过对专门管辖与任意管辖、专属管辖、级别管辖相互关系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专门管辖的效力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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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效力视野下的诉讼主体制度——以交通事故侵权案件为例

卢佩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88-97.

摘要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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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害人仅起诉加害人的交通事故侵权案件中，由于现行法涉及不同诉讼主体的程序规范和判决效力范围模糊不清，以及一般规则之诉讼标的概念在指示性功能上的缺失，导致实务中法官随意确定保险公司的诉讼主体身份。囿于现行立法的判决效力范围缺乏层次性以及既判力、既判力扩张、预决效力、参与效力等概念界限不清，保险公司只能以必要共同被告身份加入诉讼，以平衡因机动车危险所带来的损失分配，彻底突破受害人的经济困局，而保险公司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加入诉讼的前提是我国第三人效力层级体系的完整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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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产权的经济分析

唐要家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98-106.

摘要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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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确权是实现数据增长潜能和建设数据要素市场的重要前提。由于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和大数据众多主体特征，绝对的排他性数据产权不仅不会有效保护用户隐私，还会阻碍数据要素的最大化开发利用，因此任何人都不应对数据要素本身拥有排他性产权。数据确权主要是保护附着在数据要素上的权属，以促进激励相容的数据要素最大化开发利用，为此数据产权确定应采取“情景依存的有限产权”模式，在强化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基础上，强化对数据采集和开发进行重要投资或做出创造性智力活动的衍生数据持有人的财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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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动力机制的区域比较研究——基于北京市、杭州市和深圳市智能企业样本的价值网络分析

刘刚　杜爽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07-117.

摘要 (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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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发展上，北京市、杭州市和深圳市走在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创造的智能化需求牵引、平台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及其开放性、金融资本的积极参与和地方政府政策的积极响应，是三地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机制。受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资源条件的影响，三地在平台类型、创新要素集聚方式和政策导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使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在人工智能与产业加速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完善消费互联网平台和培育以硬科技为代表的产业互联网新型平台、突破关键技术制约、实现新的创新循环，是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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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张可云　李晨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18-128.

摘要 ( 6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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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空间单元。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得当，不仅影响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关系到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经历了四个时期：探索时期、加速时期、调整时期和优化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特征是：不同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导目标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区域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不同、行政级别越高的政区调整频率越低、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尺度不断细化以及行政层级调整趋向扁平化。进入新时代后，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要注重完善行政区划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善城镇型政区的设置标准、探索不同的设市模式、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评估机制以及明确行政区划管理的主体并赋予其必要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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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奇迹背景下的农村贫困变迁——基于1995—2013年CHIP数据

陈燕凤　夏庆杰　王小林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29-138.

摘要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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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1995—2013年CHIP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进行比较研究，在描述性分析及对贫困率变化的因素分解后发现：首先，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1995—2013年期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不断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福利得到了显著改善。其次，不论贫困线及贫困衡量方式如何选择，贫困发生率都在大幅度下降，但是收入贫困与消费贫困存在不一致的现象；再次，消费或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是贫困发生率下降的主要因素；最后，大量农村家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当地或城市的非农行业，组别间人口移动也使得贫困率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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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之外：论北宋与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

魏志江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39-145.

摘要 ( 2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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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遣唐使废止后，不再派遣官方朝贡使节到中国，中日官方外交几乎中断。随着北宋的建立和五代十国的结束，北宋积极展开对日本的佛教文化外交，赋予日本入宋僧仅次于正式朝贡使节的待遇和地位，对先后渡宋巡礼访问的入宋僧，通过诏命其入朝觐见皇帝、赐予宋朝编纂的《大藏经》和新译经典、赐紫衣、大师号以及官方护佑巡礼五台山等厚遇，表明北宋试图以佛教文化为纽带，在正式朝贡关系之外，将日本纳入以大宋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入宋僧的渡航来华使遣唐使废止后的中日民间外交得以维系，而日本官方则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脱离出来，从而实现其对华外交的转型，并与宋朝进行佛教文化的交流。因此，虽然北宋与日本没有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但是却始终维持了以入宋僧为纽带、以佛教文化交流为特色、持续进行的、民间友好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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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记》与北宋中期儒学——以刘敞、王安石为核心的考察

刘成国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46-158.

摘要 (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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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记》是北宋中期刘敞所撰，成书于仁宗嘉祐后期。其中若干议论展示出刘敞与王安石学术思想之不同。这种差异可以概括为宋代儒学复兴中教化之儒与功利之儒两种模式的对立。前者注重道德教化，反对功利，也反对朝廷利用刑赏奖惩等手段推进积极有为之政。后者在不废道德教化的同时也注重法度，区分两种不同的义利观，强调国家行政主导的立场。四库馆臣认为《弟子记》的主题是批评王安石，不无所见，只是犯了时代误置之病，将仁宗嘉祐朝儒学思想之间的对立、冲突，误置于新旧党争的语境中。其实，不是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促成了《弟子记》对王学的批判，而是《弟子记》中呈现的强调社会自治、礼乐教化为主的儒学思想与王安石积极有为的儒学思想之间的对立，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熙宁初士大夫因变法而导致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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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虚拟审美的娱乐边界

欧阳友权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59-166.

摘要 ( 1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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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传承中国古代的“乐感文化”基因，以虚拟审美光大俗文学传统，形成了以通俗性娱乐为主打功能的“爽”文学观。网络虚拟审美的娱乐本体要追求媒介合规律性与艺术合目的性的统一，既要避免“奥威尔式”的文化禁锢，又要谨防“赫胥黎式”的“娱乐至死”，调适电子化媒介制造的无节制欲望和对欲望的娱乐化满足，对网络文学的过度娱乐化保持必要的警惕，并为之设立必要的边界：一是网络创作的娱乐化动机不可偏离艺术的靶的，让文学的快感机制经由娱乐快感指向人文审美的艺术目的；二是网络文学的娱乐性动机不得超越道德底线，让“鼠标下的德性”体现出相应的伦理约束；三是网络文学的娱乐本色不可触碰法律底线，其娱乐化表达须严守法律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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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及物的现实主义——论网络文学的现实转向

胡疆锋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67-175.

摘要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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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络文学呈现出“去浮游化”、回归现实主义传统的趋势，但转向现实题材创作并不意味着网络文学必然会通向现实主义。中国网络文学具有特有的发展规律，其奇幻叙事展现出特殊的现实品格、深刻而鲜活的时代感和想象力，使得及物的现实主义成为可能，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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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学与微时代文学的新质

许苗苗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76-183.

摘要 ( 1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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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文化环境使文学创作在微时代呈现出新的特质。在印刷体系中，发表是私人手稿变成社会性作品的决定性步骤，达到发表标准是写作欲望满足的基本条件；互联网几乎没有发表门槛，差异化的写作欲望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满足，创作标准也变得多样。由于网络阅读的私人化和隐秘性，收藏夹中的作品以隐晦的恶刺激阅读快感。网络写作通过放大性魅力、将仇恨合理化等情节，构造出虚拟世界的快乐原则。流行网络小说以文字模仿视听，并不时调用外部文化资源，营造近似多媒体的表达效果。互联网使文学不再依附于纸张，也褪去与书籍关联的特性。从架上书籍到收藏夹网文的转换，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文学活动日渐由封闭、严谨的专业性活动，转化为模糊宽泛、牵扯多个媒介领域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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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重构

刘亚军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84-188.

摘要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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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法律体系、保险人经营模式、海外投资保险资本结构、合格投资者定义和海外投资保险追偿机制在与国际立法的衔接上均有着体系上的不足。我们应重新审视这些制度，重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在立法上制定《海外投资保险法》，重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在经营范式上确立投资保险与融资支持并重范式，重构海外投资保险人经营模式；在资本运营上引入多元资本，重构海外投资保险的资本模式；在合格投资者定义上，扩大被保险人范围，完善双边协定中的代位权条款，重构海外投资保险追偿机制。从五个方面全方位、立体化重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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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律途径

刘云亮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89-194.

摘要 (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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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优质营商环境新机制，重在把握更多影响自由贸易港优质营商环境建设的新机遇，如增创新体制和新优势、突出自由度和特色度、迎合市场化和国际化趋势、融合法治保障力和民众向往力、促进网络技术升级5G平台和信用体系平台建设等等。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优质营商环境，重在推进实施贸易投资自由之路、经商服务“简捷”之路、市场公平竞争之路以及司法环境公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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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岛屿建设融资法律机制与中国的选择

马得懿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1): 195-205.

摘要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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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岛屿具有多元的价值体系，诸如战略价值、经济资源价值、生态环境价值以及社会文化价值等。各国基于本国的海洋管理体制和法律传统，形成各具特色的无人岛屿管理体制。主要海洋国家的无人岛屿建设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无人岛屿建设的核心环节在于融资模式。随着各国强化无人岛屿建设实践的推进和发展，在契约模型下，无人岛屿建设融资模式植入无人岛屿所承载的社会效益理念是无人岛屿建设的融资趋向。中国无人岛屿建设存在融资不足、融资途径单一以及无人岛屿存在主权争端等问题与困境，中国应该积极探索主权争端无人岛屿建设融资新模式，敢于国家实践，灵活创新BOT模式，强化无人岛屿建设“有效控制”的海洋金融法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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