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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需要重视的三个维度

沈湘平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5-11.

摘要 ( 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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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复杂的思想文化历史和中国社会实际，我们在讨论权力与权利问题时有三个可能被忽视的维度。一是汉语中“权”的原初含义。它预示着“权”是以一定的主体资格为前提、以正确目的为导向的灵活权变，外部表现是变动、反常，核心涵义在于支配和变通。二是今日“权”的理论前提。当今关于权力与权利的主流解释理论是西方近代以降的自然权利学说，自然法信仰和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其两大理论前提，而马克思的学说恰恰针锋相对地反对这样的思想。三是福柯微观权力论的洞见。微观权力是无处不在却没有中心、主体，只能被行使而不能被占有的权力；现代权力的本质是基于微观权力的生命权力，身体规训和人口调节是其两极。在人们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中国，这种洞见是对权力与权利的二元讨论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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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形态的现代性：事实与价值的双重逻辑——价值哲学的视野

晏　辉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2-22.

摘要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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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以欲望的神圣激发为动力，以市场的发现和广泛运用为背景，以科学技术的发现、发展和应用为手段，促成了全球化、世界化的图景。世界性的现代生产造就了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在带给人们更多价值的同时，也把风险和危险抛给了人类。因此，现代性是创造价值与付出代价、机遇与风险的混合体，是悖论性的存在。这就是价值哲学的论证方式。中国形态的现代化作为后发形态的现代化，面临重叠式的问题，它要在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叠的背景下，开启新的重建模式；在信念论、观念论、德性论和实践论的支撑下，开辟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这种道路已经彰显出德行天下、共担责任、共享和谐的巨大优势，这便是它的何所向与何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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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否、能否：信任的道德形上追问与经验省察

李建森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23-29.

摘要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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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批判可从形上存在论意义、意志自由意义和实践功夫意义这三个维度展开。作为社会事实的信任，因其内蕴的理性假设成为绝大多数伦理规范得以获据现实性的根基。信任是对于在“可信任的”放心安排基础之上的底线德性思维要求。在后现代境遇中，对于信任采取消极悲观主义或盲目乐观主义的态度都是不恰当的。现代人应该放弃执着，而安心于全部现实性，并以此让心灵得到安抚和升华。事实上，那个作为人的精神统一性根基的“总信任”本身从未真正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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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有限与无限关系的形而上追问

傅永军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30-37.

摘要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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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一文，对一个古老的阐释学难题作出了新解说。新解说在意义生成问题上坚持阐释的历史认知原则，在意义本质问题上，则倾向于阐释的实在论立场，内在地存在着一种张力。新解说通过主张一种“弱的阐释实在论”，消除理论内部的这种逻辑自反现象。“弱的阐释实在论”以复合视角分殊处理阐释有限与无限问题。阐释有限被放在存在层面讨论，阐释无限则被放在认识层面讨论，前者指引出阐释的边界约束，是限制阐释于合理范围内的实存条件，后者则毕现了理解的自主性，是创造性展开意义阐发的认知根据。“弱的阐释实在论”只有在现象学存在论意义上才有其可能。这意味着新解说须立基于现象学存在论，方能在逻辑上达致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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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与无限之间的阐释艺术——对“阐释学”的现象学分析

王　俊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38-43.

摘要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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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学具有限性与无限性这两种面向。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无限性面向乃是以从主体及其视域出发的意义阐发为中心，视域是无限延展的；而有限性面向是以阐释者、阐释对象及其所处的世界为中心。后者就是罗姆巴赫所言密释学的含义。在作为生活结构的世界之中，阐释学不仅是达成理解的艺术，更是安置意义、使主体融入共创的世界共同体的艺术，是均衡个别世界的原初经验和多元世界之整体框架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阐释学超越了作为普遍方法的诠释学而具有一种原创性意义，即成为一种追求有限性和无限性之间均衡的生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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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境看阐释的有限与无限

陈开举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44-49.

摘要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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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话人或作者受其认知到的社会历史文化、客观世界、情景要素、个人意图的影响发出话语或文本，其中直接的字面意义根据词汇、语法、文法容易得到较为一致且可证伪的阐释结果；审美、伦理道德教化意义则随着阐释者所处时代的不同而见仁见智，宜从哲学、思想史、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运用知识考古的方法析出阐释的依据；作者意图最具个性化特征，随着作者生活阅历而变迁，对此，在阐释端往往莫衷一是，成为阐释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课题，也是当下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阐释者要依据文本提供的期待作者与阐释者互明的语境线索，找出作者在文本创作时最佳关联性的语境要素，从而求得最佳阐释，即符合作者意图的阐释。这是避免强制阐释、追求公共阐释的路径，也是对阐释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做出的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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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杜甫题材的戏曲重构

杜桂萍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50-65.

摘要 (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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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及其诗歌作品自金元时代进入戏曲文本，历明清而不衰，形成了戏曲创作领域的尊杜现象。杜甫曲江游春、浣花溪生活最为戏曲作家属意，诗歌作品以《饮中八仙歌》被隐括为戏曲者最多。借助杂剧、传奇为主要形式的戏曲阐释，杜甫形象从潇洒闲适的才子逐渐向积极进取的儒生贤臣转换，“才”始终是被关注的重点，内涵不断扩大，与之相得益彰的“情”则逐渐失去了疏狂、倨傲之特点，日益被符合礼教的雅正之旨所规约。戏曲尊杜与明清时期起伏不绝的复古思潮彼此影响，戏曲文本以独特的载体方式反映了诗坛趣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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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众”的批评：“微”时代文艺批评的新主体与形态

杨　光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66-73.

摘要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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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互联技术在软硬件层面对主体形式的生产性重塑，一类新主体已经出现在“微”时代。“微众”是对这类主体的恰当称谓。由终端设备硬件层面的人机共生性和各app应用平台软件层面的数据共生性所致，“微众”主体呈现出“栅格化”的数字主体特征。该主体性使得“微众”成为比精英、大众、网民、草根等传统主体形式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圈群。各类传统“身份”在“微众”中的加速流动使得其原有的区隔界限均被“删除”。由此，大众文艺批评和网络文艺批评等批评类型在审视“微众”文艺批评活动时呈现出诸多不适用。同时，“微众”的“栅格化”主体性特征使得诸如弹幕批评、朋友圈批评等“微众”批评活动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由数据库模型带来的“读取”式活动特点。“微众”批评正以其鲜明的特色崛起于当代文艺批评版图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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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及优化策略

张长立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74-79.

摘要 (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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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群是在网络互动交流平台上基于价值偏好认同而产生的社会群体。其中社群成员都会在不同价值偏好的支配下参与社会事务，这些纷繁多样的价值偏好在相互激荡中形成网络社群的共同价值观念，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念能够借助互联网传播的通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执行。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是多维的，从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方面来看：网络社群为政策执行的反馈提供了工具性支持、为政策效能感的获得提供交流平台、对政策执行偏差进行了反馈纠正。因此，厘清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积极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网络社群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影响策略，从而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的既定目标，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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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数字技术应对研究

刘朝晖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80-87.

摘要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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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数字技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能够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有效地回应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治理逻辑，通过协同模式、规则体系、防控机制和治理图景来建构数字技术的应对体系势在必行。由于常态化疫情防控是涉及多方利益、多元化诉求的系统性复杂工程，建构数字技术应对体系可能会面临种种技术风险与治理困境，只有通过完善数字技术的规则体系，打造疫情防控生态，涵养全民公共精神，强化危机源头治理，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和公共安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复杂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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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群声誉激励机制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及治理

张彦华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88-97.

摘要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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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群以其现实社会的文化土壤和广泛的社会需求构建了人类社会组织化生活的网络图景，而其声誉激励机制的运作也呈现出较为鲜明的信号传递逻辑和资源富集逻辑。然而，上述双重逻辑的运作机制自有其有效边界，而由此导致的声誉资本信号传递的脆弱性和声誉资本局部资源过度富集等局限也将为网络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倾向及公共决策的正当性、科学性造成不确定性风险。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对此问题的分析并进行系统审视，建立有效的声誉信息传输系统、合理规范网络社群信息的使用边界、推动网络社群生态链中的多主体协同进化、强化关键节点的资源效能等泛智慧治理策略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网络社群声誉激励风险的治理水平及相关公共决策产品的供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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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建设工程合同修订的争议问题

石佳友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98-110.

摘要 ( 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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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在建设工程合同部分延续了《合同法》的体例，修订十分有限，主要涉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后的处理和建设工程合同解除的情形，以及对个别条文进行了措辞方面的优化处理。就“挂靠”问题而言，对施工企业借用资质所订立的施工合同，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就“黑白合同”而言，如果“黑合同”对“白合同”的内容作出了实质性变更的，应排除其效力；其他情形下可适当承认“黑合同”的效力。应允许情事变更在建设工程领域的适用，但应进行严格解释和控制。就工程款优先受偿权而言，应将其界定为法定优先权；可允许分包人主张，但应排除实际施工人；应要求登记并禁止放弃。就“背靠背条款”而言，原则上承认其有效，在这一前提下亦有必要基于公平原则设定适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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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及其法律保护

冉克平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11-120.

摘要 (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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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包括自然人的身体、生理及行为特征三个层面，直接反映自然人独一无二与不可替代性的身体本质特征，将强烈的人身属性与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融为一体。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属于隐私性个人信息，单独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保护可以适用于隐私权规范，但涉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数据控制者则应当适用个人信息相关规范。法律应当平衡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与信息控制者汇聚、加工、处理形成的数据财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商业化利用应当置于经营者—消费者的框架之下，经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并经消费者／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政府机关或授权机构基于公共利益目的收集和公开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时必须遵循法定程序，符合比例原则要求，兼顾收集和使用目标的实现与保护信息主体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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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中的无主物制度与中国民法典中无主物概念的丢失与寻回

徐国栋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21-130.

摘要 ( 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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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规定了极为精致的无主物制度，依据政策考虑，把无主物分为以先占—发现取得的、以添附取得的和以加工取得的。总体来讲，无主物制度先解决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次解决所有人不明物的归属问题。《民国民律草案》承认了无主物制度的这两个功能，但《民国民法典》抛弃了无主物制度的自然资源分配任务，让无主物制度失去了首要功能。1986年《民法通则》基于道德理想主义力图为嗣后无主物寻主，把无主物的概念也“丢失”了。这样的安排与《民事诉讼法》的确认财产无主制度相冲突。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民法典》保留了上述缺陷，笔者建议通过完善无主物学说弥补立法的缺憾，以无主物概念整合在我国各部门法中广泛存在的无主物规定，并把无主物制度的重心移转到对自然资源的分配以及为抛弃物寻主上，同时建议国家制定《无主物法》综合解决各种类型的无主物的归属问题，以贯彻绿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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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减负政策执行与地方政府配套改革——基于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行为视角

叶初升　陈晓佳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31-144.

摘要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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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负担是影响企业绩效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近年来中央针对企业负担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政策，但有数据表明企业的实际负担不但未减反而还在加重，这就对地方政府官员在执行企业减负政策过程中的行为以及背后的激励机制提出了挑战。实证检验发现，在官员任期内，尤其是在晋升考核的关键期，企业的负担显著增加，并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趋势。这与地方官员的考核激励机制更加偏重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具有直接关系。地方官员不仅对企业减负政策的关注度不够，通常还会通过加强征管强度、扩大税费征收等形式来增加企业实际负担。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进一步推进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官员人事管理制度和晋升绩效考核标准的改革，使政治激励方向与经济改革政策目标相匹配，更科学地发挥好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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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部门关联与企业创新

吴力波　徐少丹　任飞州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45-159.

摘要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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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不确定对经济运行存在深刻的影响，同时会使市场主体的决策方式与行为复杂化，企业创新活动受其影响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基于互联网新闻文本信息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以发现，前者对于部门层级的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抑制作用，且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受到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论证了使用基于中文新闻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必要性。而在考虑部门间投入产出关系后，进一步细分部门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上游部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下游部门的创新活动存在正向推动作用。相反地，下游部门不确定性的上升则会引致上游部门减少自身的创新行为，实现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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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户数变化与中国居民住房需求

孙文凯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60-166.

摘要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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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住房需求的基本单位，其数量变化直接影响到房地产需求。但是，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人口数量对住房市场的影响，而不是家庭户数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在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下，对家庭户数的关注显得格外重要，其经济解释力更强，有更直接的政策意义。实证分析也发现了家庭户数对住房需求的解释能力要远优于总人口这一指标。提高供给数量、优化住房供给结构是我国未来房地产市场需要调控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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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模式与厂商投资经营

何大安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67-176.

摘要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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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市场模式，它的发展模式与厂商的投资经营有着密切的联系。数字经济模式的未来发展格局对厂商未来的投资和生产方向以及投资和生产数量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厂商的微观经济活动也决定着数字经济模式发展的基础。数字经济模式以大数据等为基点，会重塑厂商的投资经营偏好和效用期望等，可以在长期和短期内对厂商的投资经营规则、程序和方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厂商投资经营的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将决定数字经济模式运行的覆盖面，数字经济模式将会展现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并贯穿于厂商投资经营活动的始终。在数字经济模式下，厂商将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以挖掘潜在大数据作为投资经营的主要竞争路径；产业组织结构是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的融合；厂商投资经营的竞争路径是引起产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引擎。在未来，数字经济模式发展的基本格局由厂商的微观经济活动决定，对数字经济模式发展的机理及其过程的描述和揭示，则需要经济学家们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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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史研究中的视角、立场与政治纠葛

齐春风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77-185.

摘要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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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的中国近代民众运动史研究，在起步阶段奉行“反抗有理”的革命史观，多由官方机构组织研究工作，在资料编纂、通史编写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宣传工作与学术研究长期纠缠不清的弊端。这一时期的民众运动史著述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学理性尚不强，但保存了一批重要的史料，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以现代化史观探究政党与民众运动的关系，这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客观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学界对此前脸谱化、模式化民众运动史研究模式的反思与突破，新史料的大量涌现。回归探究运动机制的范式，对民众运动的研究要突破政治史的藩篱，要将民众运动史研究的重心转向对其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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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延安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再认识——社会革命的视角

张福运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86-194.

摘要 (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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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战后期延安文艺工作者“下乡”运动这一特殊事件的认识，不宜简单视之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置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及1942年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社会领域后社会革命时代主题再次突显的背景下。在社会革命视角下不难发现，这场运动首先是接续新文化运动发展平民文学的未竟之业，消除知识分子与农民的隔膜，实现文艺工作者“大众化”的过程。其次是创作“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开展“普遍的启蒙”，教育动员农民的主要方式。再次是利用改造民间文艺，推动“新文化下乡”，重建乡村文化的切入点。总之，这场运动是在社会革命时代主题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配合制度重建和乡村改造的文化建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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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期上海工界的国民党党团之争（1945—1949）

贺江枫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195-203.

摘要 ( 8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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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1945—1949）时期，三青团上海支团基于争夺劳工、拓展团务组织的目的，积极组建工人分团，以帮会组织和同乡网络为纽带吸纳工人，侧重发展失业、临时工人等群体，试图以煽动工潮、提高工人待遇来获取工人支持，组织得以迅猛扩张。因国民政府内部人事纠葛及国民党党团角色定位的歧异，上海支团在工人群体的发展过程中与以工人福利委员会为代表的国民党党组织发生冲突，形成持续不断的上海工界国民党党团矛盾，一直延续至1948年《正言报》事件吴绍澍去职方告结束。上海工界的国民党党团矛盾，不仅使得国民政府控制工会领导权的目的无从实现，工会会务陷入停顿，更使得工潮迭起，对社会经济秩序形成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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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与青年运动：一二·九运动前后中共在北平私立中国学院的发展

严海建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6): 204-212.

摘要 ( 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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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私立中国学院是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力量聚集的大学。中共在中国学院师生中建立地下组织，积极领导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运动采取压制态度，引起学生的不满。在中共的领导下，进步学生发起驱逐总务长祁大鹏的运动，并争取到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何其巩出任校长。中共利用何其巩西北军旧部的身份与冀察当局形成缓冲，从而拓展了校内学生运动的空间，同时也保护了进步师生。何其巩则利用校内师生的支持，抵制国民党势力的介入，稳固自身地位。中共的统一战线争取了最大多数的同盟，既使自身获得了更大发展空间，同时又促进了北方青年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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