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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辩证法视角中的超越——阿多诺对形而上学的建构及其启示

王晓升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5-12.

摘要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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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在反思奥斯威辛之后的形而上学时，对超越进行了重新思考。阿多诺所说的超越类似于康德的上帝或科幻作品中的太空行走，是内在的，即在一个被合理化精神控制的世界中存在着超越这个世界的东西。它是非同一的东西，是精神的他者，这个精神的他者会努力破除合理化精神的控制。它是主客体关系中的残余，也是精神控制肉体所留下的残余。在当代文明中，这个残余受到极端的约束，接近于无，但是没有消失。形而上学就是要拯救这个残余。这个残余是思想中的期望。只有借助这种期望和非同一的东西，人类的文明才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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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感觉理论的三重维度——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

张　畅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3-18.

摘要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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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人的感觉源于实践活动，并从对象性、社会性和规范性三个维度进行了阐释。感觉的对象性是以对象性活动实现了对理性形而上学的突破，在对象性活动中产生的对象性感觉是一个存在论范畴。感觉的社会性是以人类特有的方式在感性交往中搭建起“类感觉”，使“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的规范性是以共产主义为前提，从个人的现实追求出发，同时涵盖了对终极价值追求的不同群体；它没有价值预设，有的只是属于人的最真实的感受，是人最自然的一种状态。马克思的感觉理论揭示出，只有当人的理性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觉和心理时，这种感觉才是人的本真状态，也是人的自由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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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中国赋义的真理性与历史意义

江　畅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9-31.

摘要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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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本义是马克思主义，同时这种本义不断被赋予民族的和时代的意涵。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性的意涵可以概括为人民至上、全面发展、合作共赢和环境友好这四个主要方面，这些意涵使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性具有人民性、精神性、和平性与和谐性的性质，因而具有真理性。现代性中国赋义的真理性以现代世界文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三个重要前提，以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为三个主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其中的主导性、决定性因素。现代性的中国赋义找准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的力量，为人类个体指明了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方向，为世界走向永久和平提供了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为人类找到了永续发展的正确道路，代表了人类文明“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发展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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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新文明到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百年探索与实践路向

刘吕红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32-39.

摘要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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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新文明到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历经百年探索，昭示着先进的中国人民对中华文明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发展理念的孜孜以求。追溯缘由，创造新文明提出于中华民族遭受重创、中华文明蒙尘之际，新文明指明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担当、唤醒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自觉，成为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的思想渊源。回望百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赓续中华文明基础，重塑了中华文明的建设主体、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性质、拓展了中华文明的发展维度，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展望未来，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发展，激活中华文明基因，要把握历史主动、坚持守正创新、秉持中西融通，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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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实践前提

刘同舫　张　乾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40-47.

摘要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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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研究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实践前提，有利于把握中国文化获得现代属性并重新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并非单向决定论，而是呈现为双向的辩证统一关系，需要把握生产方式变革对文化形态发展的根本性推动作用，并理解文化形态反作用于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力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既包括现代传媒的发展为文化形式的代际变迁提供技术性支撑，也包括机器体系和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为文化内容的时代转换厚植生产性前提。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激发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主体自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能够重塑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促使人民群众自觉批判前资本主义文化形态和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弊病，激发其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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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面深化改革视域下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蒋来用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48-57.

摘要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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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打赢反腐败持久战攻坚战的必然要求。目前，学界一致认同用改革的办法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但普遍将改革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改革是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的思维方法，因为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的改革是不断促进腐败向廉洁转化的过程，是意识能动性的运用和发挥，需要运用系统观念以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哲学原理推进，需要在实践中检验改革的效果。当下用改革的方法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充分、系统观念和统筹思维落实不到位、铲除腐败不精准、用遏制腐败效果检验改革成效不足等短板，因此今后的改革需要继续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人民至上，要注重效率质量，以实现文化自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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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感知能力嵌入：平台化公共服务的价值共创机理与路径优化

张　毅　郎　宸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58-64.

摘要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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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对公共服务体系的重塑及其赋能机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主题。随着基层治理平台化向纵深发展，非中心化的服务生态系统成为数字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场景和基本单元，基于社区场景的平台具有跨边界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性、情景依赖和边界拓展等特征。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围绕价值创造、分配等进行协作创新而涌现出的新的复杂适应系统将外部压力和诉求等内化为服务供给能力。总体而言，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演化、平台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能力之间具有协同进化的特点。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平台生态系统、平台治理和数字公共服务能力之间是协同演化的，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改变与完善都对应着另外两个方面的动态调整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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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力量：普遍信任、制度信任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

刘　飞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65-72.

摘要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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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对其参与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是解决当前参与度提升难题的关键。针对现有研究中社会信任对志愿服务影响的不一致结论，通过利用CSS数据进一步检验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作用，我们发现中国公众参与志愿服务受到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共同作用。对于正式志愿服务而言，个体普遍信任度的提升会显著增强其参与意愿，而社区层面的普遍信任规范则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个体和社区层面的制度信任都能促进正式志愿服务，而且其影响大于普遍信任。但是在非正式志愿服务领域中，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此外，在两种类型的志愿服务中，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均仅具有独立的影响，并无显著的交互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致力于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促进社区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深化居民之间的协作与信任，形成有利于志愿服务发展的社会氛围，从而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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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管理视域下的逆进步型技术创新

朱富强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73-83.

摘要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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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无节制发展产生一个日益显著的现象，即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在等级化市场体系中，尽管厂商更倾向于生产高收入人群所需要的高级产品，但绝大多数厂商还是主要生产社会大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所需要的必需品。同时，由于社会大众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对产品价格具有高度敏感性，这就迫使厂商在低等级进行残酷的价格竞争，诉诸成本降低来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基于降低成本这一目标，就促发了以质量下降换取成本降低的技术创新，这就是形成逆进步型技术创新的基础逻辑。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内生于市场经济，是收入分化并由此形成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的必然结果。正因如此，要解决逆进步的技术创新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就不能简单地诉诸市场机制的深化，而应该引入植根于效用原则的供给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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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创新能力：洞察中国式创新的新视角

张天悦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84-91.

摘要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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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创新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演化性，使内化于其中的创新能力成为持续激发创新活动的核心驱动力。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逻辑架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维持和增强创新主体竞争优势的能力，可视为一种动态创新能力。中国式创新凸显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谋发展的探索实践，呈现了基于中国情境的动态创新能力形塑过程。从异质性视角出发，正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情境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分工协作、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双向嵌入、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并重，共同构成了这种动态创新能力的生成机理及演进路向。立足新征程，推进中国式创新可以从提升动态创新能力入手，夯实基础、补齐短板，着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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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发展“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

宋洪远　彭洁锞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93-103.

摘要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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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强国之基，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核心任务是推动农业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我国不断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加强政策与制度创新，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与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相比，我国农业仍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以及应对市场波动与气候变化风险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在“十五五”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应着力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农业经营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生态低碳农业，健全农业风险应对机制，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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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五”到“十五五”：农村改革的成效经验、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杜志雄　高　鸣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04-115.

摘要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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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农村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并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对“三农”工作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十五五”阶段应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重点围绕健全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体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关键问题展开。通过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建立健全深化农村改革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路径，不断巩固和拓展农村改革成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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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民工作“十四五”重要进展与“十五五”前景展望

朱　晶　李天祥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16-127.

摘要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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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作为“三农”工作的主体力量，其生活水平、增收能力、社会参与度及幸福感的提升是衡量“三农”工作推进成效的重要标尺。“十四五”以来，我国农民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农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农村就业数量与质量显著提高，高素质农民培训体系持续优化。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深入推进农民工作仍然面临农业经营风险日趋复杂、农民增收动能有所衰减、农村就业市场供需错配和公共资源分配尚不均衡等问题。“十五五”时期，亟须加快健全农业风险防控体系，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量质提升；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完善公共服务保障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充分就业；优化新型农民培训模式，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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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内涵、理论基础与实践启示

刘　昕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28-137.

摘要 (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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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关注。很多组织对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认识模糊，这导致其在实践中要么只能通过不断试错进行摸索，要么因找不到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方向而迟迟无法采取行动。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地将人工智能等各种最新的数字技术应用到成型于非数字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流程和服务之中，它是一种革命性的管理变革。只有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及循证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更为充分地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特征，才有机会在实践中顺利地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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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涉案财产处置中的实体法问题

时延安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38-149.

摘要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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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刑事涉案财产处置法律制度及机制，应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和设计。明晰涉案财产的法律属性，有利于明确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同情形下涉案财产处置的规范性质，进而有利于形成相应的法律规则，即为确保侦查活动顺利进行应完善针对涉案财物的强制措施，为确保刑事裁判能够充分、及时地执行应构建针对涉案财物的保全措施。处理涉案财产应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犯罪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为此可以确定三条规则，即除违禁品之外的、排他性占有的财物，在法院作出刑事裁判前应推定占有合法；违法所得的计算应根据不法行为及其要件进行判断；追缴违法所得不得侵犯犯罪人的合法财产利益。为妥善处置刑事涉案财产，结合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涉案财产的处置次序应为：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其他民事债务，违法所得追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罚金，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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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改视野下轻罪实体制度的一体完善

王志远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50-158.

摘要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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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轻罪治理优化的现实需要，学界以实现分流及其附带处遇的多元化、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为主线，对《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提出了诸多建议。在此背景下，需要以更加完善的轻罪实体制度适配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在实体法上，分流轻、重罪的前提为“能否通过非刑罚措施实现犯罪后果的恢复”。法定犯可依一定形式标准被作为轻罪加以处理，但符合形式标准的自然犯却不能被作为当然的轻罪加以处理。在三元分离、平行追责的单位犯罪主体关系新结构下，对单位组织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可参照法定犯而作为轻罪予以分流。作为相对不起诉依据的《刑法》第37条，应基于公众正义直观从法益恢复可行性进行理解。赔偿谅解、法益恢复、社会公益服务应作为恢复性量刑情节纳入刑事实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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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中的实体法向度

王熠珏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59-168.

摘要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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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清量刑精准化的可能与限度，是构建我国自主的量刑知识体系、助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重要命题。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精准化契合了宪法层面的法明确性要求，顺应了我国量刑规范化的动态革新现实。然而，在现行程序法框架下，量刑建议的“刚性效力”及其表现形式，既限缩了法官的实质审查空间，又与量刑实体法的规定相悖，加剧了量刑精准化与量刑合比例之间的张力。为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中的实体法问题，明晰认罪认罚与量刑原则的关系，继而将认罪认罚视为一种综合性而非独立的量刑情节，并建构面向自然人与组织体的量刑方法体系，以期使新时代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发挥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制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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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自我”：90后、00后的价值观念共性及其代际演进趋势

郑　雯　陈李伟　桂　勇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69-175.

摘要 (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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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的嬗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面向，集中体现于青年世代。以90后、00后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世代在价值观念上既有较大共性，又呈现代际演进趋势。基于“全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等线上线下调查研究发现，繁荣叙事孕育了他们具有中国底色的政治认同心态；个体主义推动他们更多以个人主观幸福、自我价值实现作为人生选择的价值基点；物质丰裕促使他们高度关注精神体验与个人情感需求。在上述价值观共性的基础上，00后展现出更加明显的自我主体性，即在政治上表达、参与更为活跃；在经济生活上主体性、叛逆性更强；在文化上更愿意与主流文化对话。“自我”愈加成为当代青年认知外部世界的价值基点，如何在相对平等的关系中加强与新生代青年的沟通对话，可能成为未来促进青年发展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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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拼贴”：媒介交互中的多重时间关系

韩传喜　楚艳艳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76-182.

摘要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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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多元化的媒介使用方式带来了使用者时间感受上的混杂，组成了卡斯特所说的“时间拼贴”图景。“拼贴”结构的复杂性显示，不同类型的媒介并非各自拥有完全独异的时间标准，而是存在着“参照”“移位”“组合”的交互关系。媒介之间既能够通过时间符号的间接引用与模仿，指涉其他类型的时间特征，从而唤起使用者熟悉的时间经验来把握当下行动，也能够通过内容和形式的跨媒介转移实现时间再配置，在二次生成中衍生“现在—过去”联动的时间意义。同时，不同类型的媒介还以“组合”形式建构起互补互促的生态关系，在多媒介系统和多任务处理行为中衍生多层次的时间链接。三个层次的媒介联动生成了交织的时间网，身处其中的使用者体验着多维度的动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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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寓言性叙事到寓言性解读——汉语文学阐释路径形成的哲学基础与表现形态

泓　峻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83-189.

摘要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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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文学中既存在“以事明理”的寓言性叙事传统，也存在“因事求理”的寓言性解读传统，这两种传统既相互区别也相互促进，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人“理在事中”的哲学观念。白话小说夹叙夹议的文体样式激发了读者在阅读中进行寓言性解读的热情，读者与叙事者不同的解读也为文本意义的开放提供了可能；而以唐代传奇小说为代表的纯叙事文本为寓言性解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即使面对诗与辞赋中的叙事成分，寓言性解读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寓言性解读是汉语文学阐释的一条重要路径，应当引起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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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阐释的格局、方法与规律——兼论中国文学阐释传统的特质

谢　琰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90-198.

摘要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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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是中国文学的核心经典，杜诗阐释具有充分的复杂性和典型性。杜诗阐释的格局稳定，形成了“年谱”“评点”“详注”三大体式，“诗史”“风雅比兴”“集大成”“忠君”“无一字无来处”“诗圣”六大主题。杜诗阐释方法多元，以训诂阐释为基石，以经学阐释为楷范，以史学阐释为参照，以文学本体阐释为主体，四种方法相互补充、彼此制约。杜诗阐释在探求作者原意、分析文本原义、强调读者所悟之义三个向度上展现了清晰的规律：还原导致强制、整体决定局部、当下介入历史。杜诗阐释体现了中国文学阐释传统的三大特质：阐释目标的确定性、阐释方法的整体性和阐释过程的体验性。在中国阐释学自主道路建设进程中，文学经典阐释提供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源源不断地惠泽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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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洋米与国米市场关系辨析——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闽粤为中心

徐　畅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199-208.

摘要 (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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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各界充斥洋米抢占国米市场的言论。长沙、九江、芜湖、无锡四大米市米谷外销数量逐渐减少，一定程度上说明国米在广东、福建、浙江的销售市场被洋米攘夺。洋米在四川、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产米省份销售数量很小，对当地国米市场不可能产生直接冲击，即使江苏进口了一定数量的洋米，其对国米市场影响亦颇为有限。在近代广东、福建进口外来米中，洋米比例逐渐增加，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前期情形尤为严重，说明洋米侵占国米市场情形有所加剧。1933年洋米征税后，广东洋米进口数量上涨，福建洋米进口数量下降，全国洋米进口数量巨幅波动，凡此均说明洋米与国米市场关系复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洋米抢占国米市场的言论，更多地源自国人目睹农村破产的焦虑心情所发感言，实际情形并没有时论描述的那么严重，受影响地域也没有那么广泛，不应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代替说明整个近代洋米与国米市场的占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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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庚子之际的湖南与晚清政治——以三种日本人湘游行纪为线索

戴海斌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209-224.

摘要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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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戊戌以后的湖南而言，实际面临了两层紧迫的压力：一是不甘失败的维新人士视湖南为日本的萨摩、长州，据为基地意图再举，其主要联络对象为本地南学会及哥老会，后发生分裂，一部分人转向激进“革命”，有日本人卷入其中；二是围绕湖南内河航运、矿山开采等权益的国际争夺加剧，日本势力急欲深入此前一直遭排拒的号称“铁门之城”的湖南，为此必须调试与清朝大吏及地方士绅的关系。在这一历史节点，以平山周、白岩龙平、宗方小太郎为代表的旅华日本人不约而同进入湖南，然而背景、取向各异，他们对于以唐才常为代表的湖南维新派的看法也远非一致。考辨史事，厘清当时旅华日本人网络及其与湖南趋新士人交往实态，有助于深化对晚清政治史与中日关系史语境中“湖南”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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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的演进历程、竞争力评估及振兴发展路径

陆成林　王振宇

社会科学辑刊. 2025 (1): 225-236.

摘要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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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以装备制造、石化和冶金等重化工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基础深厚，其不仅是东北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经历了从发展起步到繁荣成熟、从进入瓶颈期到迎来重要机遇期的演进历程，产业竞争力也发生了波动变化。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聚焦装备制造、石化和冶金三大行业，从产业规模、产品市场、盈利能力等维度选取指标，对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进行了实证评估，我们发现东北地区传统产业的竞争力在全国的位次相对稳定但有所下滑。其背后反映的是发展路径依赖、转型升级缓慢、新旧动能转换不到位、产业链存在断点堵点等深层次问题。当前，应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振兴发展，支持装备制造业改造升级，做优做强石化、冶金等基础性产业，打破路径依赖，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培育产业新动能；推进强链延链补链，完善支撑服务体系，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财政、金融和人才等方面政策支持，完善配套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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