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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者和实践者——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刘进田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5-14.

摘要 ( 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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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探索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所独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不同于已暴露弊端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亦有别于僵化的苏式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延续中华文明优秀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植根于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两座高峰，是新民主主义文明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党探索和创造文明形态的路径，是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而实现人类解放，通过民族文明创新实现人类文明创新，实现马克思向往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华文明面貌焕然一新，人类文明面貌亦将会由此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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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党建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侯利文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5-24.

摘要 (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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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中党建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但当下对于社会组织为何要开展党建、基层党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如何展开等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以社会组织党建“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为核心，对Y组织与党建的耦合式发展过程进行个案研究，我们发现党建工作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对社会组织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在Y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党建的形态经历了“谈党建—做党建—促党建—融党建”的连续推进，实现了社会组织发展进阶与党建耦合演化的同频共振。党建在社会组织中的治理嵌入以及社会组织发展中对党建的“借道”整合，既融洽了社会组织在场域中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也显著提升了社会组织的治理绩效。社会组织党建的开展不仅可以助推社会组织发展壮大，有利于巩固党的社会组织基础，也是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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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内政治生态研究的逻辑进路及其路径优化

张　伟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25-32.

摘要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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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生态是指在党的政治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及其与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集中体现。学术界以理论、实践、历史为逻辑进路力图呈现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理论框架，为认识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但还有进一步的探索空间。在理论层面，应以习近平党内政治生态建设重要论述为遵循，从党的政治系统内各要素及其与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中把握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内涵、机理和逻辑。在实践路径层面，应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五个层面建设政治生态，增强五者之间的体系性、协同性和长效性。在历史经验层面，应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实践中把握其一般性规律，并在历史与现实结合中把握诸多要素的动态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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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与阐释的合法性

王　宁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33-39.

摘要 (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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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制阐释”及其批判是一个具有原创性意义的理论话题，这一话题并非国际学界本来就有的，而是由中国学者张江自己设计并提出的，并吸引了相当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学者的关注，国际主流学界围绕这一话题开展的讨论以及与中国学者的对话开启了中西文学理论平等对话的征程。强制阐释的现象已经流行很广，而且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它有可能成为一种学术范式。因此，即使是强制阐释本身，也有合法的强制阐释与不合法的强制阐释之分；此外，还有成功的强制阐释与失败的强制阐释之分。合法的强制阐释可以导致理论的创新，而不合法的强制阐释本身就会被人们所忽视，更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同样，成功的强制阐释所导致的是一种新的理论概念或范式的诞生，而失败的强制阐释则由于其本身不能自圆其说而很快就被人们所忽视进而彻底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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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限度与有效性问题——赫施解释学思想的中国回声

曹顺庆　黄　文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40-44.

摘要 (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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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这一话题紧扣“边界”与“有效性”，如何回归界限、实现有效性的问题则紧随其后。张江教授提出重建中国当代文论的路径是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根据张江教授的提法，本体阐释包含核心、本源、效应这三个层次，核心阐释是对原生话语的阐释，其中包含着文本与作者所能传递与表达的所有信息。本体阐释的根本是回归文本与作者，同时正确处理次生话语和衍生话语。这种路径与赫施的解释学思想不谋而合，赫施理论以“保卫作者”为核心旨归，对作者意图的有效性验定又在于对文本“言说主体”的想象性重建。作为对强制阐释的修正，本体阐释强调阐释的边界性和有效性，本体阐释的“本体”是指对文学、文本以及作者的回归，赫施理论在回归作者意图与重建文本言说主体这两个方面与其有一定契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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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论”的基本立场、理论建树与学术关怀

泓　峻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45-52.

摘要 ( 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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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产生的原因、发生的影响以及怎样使当代阐释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强制阐释的误区，一直是“强制阐释论”的问题意识所在。六年来，“强制阐释论”虽然不断深化与调整，但理论首先应当来源于实践、阐释对象的确定性、阐释者的中介地位、公共理性为阐释设定边界等作为其基本立场却没有改变。“强制阐释论”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对于强制阐释发生原因的深入解析、对阐释伦理的强调、对阐释公共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中国阐释学思想的总结与借鉴等方面，而学术研究是否还保有科学性与客观性一直是其学术关怀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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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恩格斯关于文明的论断

王庆丰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53-59.

摘要 (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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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中对文明作了一个最基本的论断：“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这一论断揭示出文明是一个实践的范畴，并以社会性为基本内涵，从根本上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恩格斯关于文明的论断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不仅仅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的历史，还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类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在理论范式上直接针对文明发展的“理性决定论”，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实现了文明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在研究立场上批判文明进步的“社会精英论”，以无产阶级为文明主体实现了文明研究立场的转变；在文明的发展形态上，超越“西方文明中心论”，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以全人类的福祉为目标，实现了文明理论形态的创新。正是在思维范式、研究立场、理论形态等方面对传统文明解释模式的继承与超越，使得恩格斯的文明论断实现了人类文明思想史上的深刻变革和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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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作为一种感性哲学的马克思哲学

李春敏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60-68.

摘要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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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是马克思世界图景的基本维度。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感性不是纯粹自然意义上的直观或感觉经验，无论是感性世界还是感性的人，其呈现都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马克思反对将各种抽象总体凌驾于现实的感性活动之上，并由此与各种抽象总体处于深刻的对立之中。马克思分别批判了作为一种抽象总体的宗教、哲学、国家和道德，认为消解抽象总体就是给感性世界以合法性。在对一般意义的抽象总体进行解构的基础上，马克思切入了感性的资本形态。资本创造了感性解放的幻象，创造了两个“超感性”的世界：一个是“虚假的世界”，另一个是“虚无的世界”。感性的真正复归需要我们打碎这两个世界。马克思将共产主义作为感性终极解放的社会形态，在当代，感性不仅开启了一种反资本的话语和社会行动，还通向新的生命伦理和制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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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空间生产及其“涂层”危机——基于空间与行为哲学的视角

陈　忠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69-75.

摘要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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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是一个对象、角色为人们所接受、认同的程度。城市现代性语境下，空间生产成为塑造合法性的重要领域、重要方式。涂层是对异质性对象进行叠合，以获得某种效果、达到某种目的。空间涂层是空间生产的一种升级，有利于提升空间的品质。空间的涂层化则是空间涂层的无度、异化。空间生产的涂层化有其效果与作用，会暂时性地塑造、提升合法性，但也存在巨大风险，会导致合法性遭遇更为深刻的信任危机、认同危机。在观念与行为等层面，回归空间生产、空间涂层、空间权利、空间制度的质朴本性、质朴功能，对于减少空间生产的涂层化问题，推动合法性的合理化、德性化，具有重要意义。解决空间生产及合法性塑造中的涂层问题、涂层危机，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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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社会中的涂层博弈

潘天群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76-83.

摘要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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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技术与人高度融合的技术社会之中，涂层不仅仅是人类空间生产与物品制造中的工艺性活动，它已经是技术社会中的普遍社会现象。涂层在本质上可看作涂层主体对异质进行加工使之成为“异者”的活动。涂层是一个新型博弈，它是涂层主体与被涂层对象之间的行为互动；异者作为博弈的次级参与人或者受控的博弈参与人，参与到与涂层主体的博弈之中。异者是被制造出来的受控玩伴。涂层主体通过涂层实现固化异质、美化空间和炫耀自身力量等心理需求，而异者被动地接受被安排或者设计的均衡。被涂层的异质性对象往往是公共空间中的存在，它的被涂层往往会影响到公共空间中的所有人，因而在涂层中不仅存在涂层主体与异者之间的博弈，同时存在涂层者与外部及不同涂层者之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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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品牌的打造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胡　键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84-94.

摘要 (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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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想政治秩序的追求是国家品牌意识的起源。国家品牌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可以是一种观念、一种价值、一种文化要素，也可以是一种制度，甚至外化为具体的商品品牌。国家品牌的形成与国家品牌观念有直接关系。在我国古代，国家品牌观念的雏形表现为古代君王用个人的德行、智慧来彰显“国家形象”，并以君王的作为塑造本国的“国家品牌”。当然，并非所有的文化要素都能够成为国家品牌，只有那些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促进作用的文化要素，才有可能被形塑为国家品牌。“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发起的，并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取得巨大成效。当下，“一带一路”已被视为中国的国家品牌并被赋予了独特的内涵：价值的独特性、形象代码的独特性和实践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和成功实践将“一带一路”这一国家品牌塑造得更为鲜明醒目的同时，更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值得重视的是，要稳固这种共赢关系必须要将其发展框架置于新技术环境之中，与时俱进地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来拓展中国国家品牌对外传播的路径，加强更具高效性、创新性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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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因素对“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影响

田　广　刘　瑜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95-104.

摘要 ( 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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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跨境电商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手段，而跨境贸易涉及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也涉及工程技术等专业领域，更涉及文化差异问题。对跨境电商的既有研究比较重视对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工程技术方面问题的探讨，对文化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文化因素对跨境电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任何市场行为都具有其文化边界。代表着某个国家或民族特定时期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或该民族特定时期的商业实践和消费者行为。因此，提高对文化价值观的敏感性，加强对文化价值观的认识非常重要。我国从事跨境电商的企业应在学习借鉴传统的跨文化营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并且正确处理贸易中的跨文化问题。要大力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境电商，就要在尊重对象国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适应跨境电商特征的营销组合，解决好跨境电商在产业链转型、配套服务和自主品牌建设等领域所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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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实践与国际政治格局——基于风险社会视角的战略分析

罗强强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05-112.

摘要 ( 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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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立足于全球风险社会的大背景、通过总揽国内外发展形势而提出的现代化发展理念。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出发可以看出，我国当下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带一路”实践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挑战，除了地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以及由文化碰撞带来的误解外，还要面对上述风险对国内社会建设产生的一系列影响，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不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过程中，全球化社会风险不断加剧，其紧迫性和严重性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地研究风险变化规律，主动进行危机管控，构建以我为主、融通共识的“风险化解”策略机制。除了要全盘考虑国际关系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势，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来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导能力，从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体化和国际化建设，有助于实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前移，有助于中国在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动中发挥实质性作用，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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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法学的疆域

季卫东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13-126.

摘要 (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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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宏大的时空架构里定位计算法学，就必须根据史实梳理法学为了限制权力任意性而尝试的各种机制设计。在这里，可以发现两条基本思路：一条是法教义学的推理与概念计算，另一条是科学技术指向的实验与制度演算。在第二种思路的延长线上，不妨以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法律数学”构想为背景和线索，对计算法学在信息与通信技术时代应运而生的契机和发展阶段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五个主要维度：（1）基于统计和预测模型的计量法律学；（2）法律推理电脑化和专家系统算法；（3）法律信息学的大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4）对法律网络结构的图谱和矩阵演算；（5）包括数据伦理和算法公正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等不同组成部分之间交叉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最后这一维度反映了计算法学的超越性，也揭示了深入研究关于价值排序和价值函数的元算法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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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算法共谋行为的法律规制

丁国峰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27-136.

摘要 (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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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算法、算力和大数据为重要支撑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传统竞争法的适用带来了新的挑战。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被动地或基于“自主意识”主动地“窥视”“干预”用户偏好。平台经营者或平台内经营者通过算法，在没有广泛社会关切和完备法律规制的情况下，可能悄然进行着共谋垄断行为，而传统的反垄断监管手段对此领域适用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数字经济下异种平台市场的合并，也能形成加剧共谋、限制竞争的态势。数据的爬取作为共谋的基本手段，既有利于实现充分竞争，也便利了算法共谋。在算法运行下平台限制竞争行为的认定，有必要从实现的方式、参与的主体、产生的结果等方面入手，运用比例原则，在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谦抑监管；借鉴国外相关案例和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市场现状加快人工智能相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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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货币法定化的构想及展望

马更新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37-146.

摘要 (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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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物货币到电子货币的发展历程是一个货币去物质化的过程，也是货币形式变革的必然规律。我国推行数字货币法定化具有其现实必要性，通过分析优化货币政策的调节机制、提升货币发行的流通效率、破除支付体系的融通壁垒、打破普惠金融的发展僵局以及助推人民币国际化飞跃等客观需求即可得出。为了实现货币去物质化的“最后一公里”，我国建立的法定数字货币系统可以区块链技术作为底层技术，同时探索区块链技术修复与升级，突破私人数字货币系统的弊端，实行分布式记账，以联盟链取代公有链，建立两级系统结构，采用可控匿名性。该系统建立完善后，还有望接入智能合约系统、数字票据交易平台、证券交易平台等，从而有助于全面提高我国的数字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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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OFDI对不同类型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姚战琪　夏杰长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47-156.

摘要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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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均位居全球前列。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国OFDI能显著促进东道国各国产业结构高级化。不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且与中国不接壤的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显著高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东道国消费率的提升有利于各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各国研发资本占比对该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国OFDI不断增长的同时，抢占技术和研发资本等关键领域的战略高地、增强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和引导中国新兴产业走出国门，是通过中国OFDI来推动中国及其他国家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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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一体化进程：趋势、成效与建议

苏　剑　邵宇佳　陈丽娜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57-170.

摘要 ( 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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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2004—2018年30个省市的综合市场、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指数。从全国层面看，中国整体市场分割程度在2004—2018年确实呈现下降收敛的趋势，市场一体化改革进程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整体市场分割程度的下降主要由商品市场拉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进程相对落后；从区域层面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改革中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仅在商品市场取得显著的成效。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对地区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在要素市场中发挥了明显作用，包括资本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共同作用，一体化进程显著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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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PPP模式应用特点及借鉴价值

庞德良　刘　琨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71-181.

摘要 (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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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起，经过30年的发展，加拿大PPP模式已成为全球最成熟的PPP市场之一。加拿大PPP运行的高效性，与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双中心式”与“委员会式”的监管体系、合理的项目结构和多元化的项目融资市场有密切关系。当前，我国PPP发展从爆发式增长已回归理性，大量项目正在进入运营管理阶段，并面临着政府侧监管与协调缺位、项目融资支持缺乏、按效付费机制尚未完善和准入市场限制竞争等困难与挑战。加拿大的成功经验为我国PPP可持续发展带来启示：处理好PPP项目高增长与高质量关系、加快政府专业化机构能力建设、强化绩效管理与按效付费、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并拓宽民营企业参与路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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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党内阁论的困境

邹小站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82-192.

摘要 (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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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初有关中央政制的争论中，原革命党人、原立宪派都主张取内阁制，都希望建立政党内阁。但政党内阁需要政治权威集中于议会，需主要的政治势力服从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需要有比较成熟的具有社会基础与社会实力的政党，需要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文化。但民初的政治权威并非集中于议会，而是集中于掌握军权的军事集团之手；虽有比较成型的政党，但这些政党都缺乏群众基础、缺乏社会实力；在议会、政党之外存在庞大的不服从政党政治“游戏规则”的“特别势力”，政党政治文化还没有形成。民初追求民主政治的力量却希望以政党内阁约束“特别势力”，希望通过政党内阁制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政党内阁制的理想与政党内阁条件的不成熟之间存在严重的紧张关系，政党内阁也就只能是理想，而无法最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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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史学到多学科融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郑立柱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193-199.

摘要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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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综合性史料和专题史料的搜集、整理与面世，大量当事人回忆录、日记的出版，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日渐丰富、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面世。特别是随着社会史、新革命史、新文化史等理论的兴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也逐渐突破传统史学的研究视野，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重新审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史、全面呈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多重面相已成为一种趋势。总体而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已取得显著成绩，但还存在着研究论题不均衡、研究成果缺乏深度且同质化严重、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等“瓶颈”问题，有待学界进一步突破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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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突围的历史总结与批评话语建构——论沈从文的新诗批评

文学武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200-206.

摘要 (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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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虽然把主要的精力用于文学创作，但同时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有所建树，其中就包括新诗批评。沈从文的新诗批评以人性为基点，以审美为主轴，常常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观察诗人创作，并对新诗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文学批评范式占据主流的文化背景中，沈从文的新诗批评断然摒除了僵硬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始终立足于东方印象式批评话语体系，构建了鲜明的批评个性，最终也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生命提供了鲜活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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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沦陷区民族意识传播媒介研究——以文学期刊为视角

冯　昊

社会科学辑刊. 2021 (3): 207-214.

摘要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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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活动中处于一个重要位置，文学期刊的创办为民族意识的传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沦陷区文学期刊得以生存，既是由于日伪当局统治的需要，也是因为创办者以“不涉政治”“传承文化”等多种理由争取出版发行的结果。事实上，文学期刊的编辑者通过体例的编排、信息的控制以及对作品的选择等手段，让整个编辑过程体现中华民族意识，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因而大多数沦陷区文学期刊中蕴含民族意识也是其应有之义，从而反映中华民族稳定的价值观结构，沉淀着深沉的民族情感。沦陷区文学期刊是特殊时期传播民族意识的有效空间，期刊的编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用期刊媒介反映了维护民族文化血脉的自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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