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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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解读

卫兴华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5-14.

摘要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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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后理论界发表了很多有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文章，但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就此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行探讨性的商榷与澄清，以准确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理论的本意和习近平同志的有关阐述。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的制度下是不同的。我们要用习近平同志“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方法研究我国现实经济问题，既要看到我国发展的成就，也要看到发展的不足，但重点是应从整体上看到我国的巨大发展成就和人民财富和收入的绝对提高、看到供给与需求两侧总水平的显著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两个没有变”和“一个变”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不要偏离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真谛和习近平同志的观点、错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应该用城乡、区域不平衡和生产力落后等来解读主要矛盾转化后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发展，着力于质量型和效率型发展，才能逐渐实现新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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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乡村振兴战略：内涵及路径

蒋永穆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5-21.

摘要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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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既是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又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在于从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从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向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从生产发展转向产业兴旺、从村容整洁转向生态宜居、从乡风文明转向乡风文明、从管理民主转向治理有效、从生活宽裕转向生活富裕的七大根本性转变。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则在于顺应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三农”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从而有效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来说，可以从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底线；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三农”工作队伍建设六条关键路径入手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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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的伦理自觉

陈忠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22-30.

摘要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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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伦理三个范畴内在统一。城市研究需要自觉的伦理意识，伦理研究也需要自觉的城市意识。作为社会实在的城市伦理与作为社会知识的城市伦理相互生成、相互影响，构成城市伦理的总图景。城市伦理的总体趋势是走向兼顾个体与整体的共同体伦理、总体性伦理。目前的城市伦理研究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对城市及城市伦理的趋势性、总体性、公共性缺乏更为自觉的确认。立足唯物史观，具体地历史地确认城市社会的发展趋势、把握人与城市的实践互动、营建城市社会的公共性，对深化城市伦理研究具有路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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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与差异政治学的重构——哈维《希望的空间》的解放政治学

王雨辰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31-41.

摘要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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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认为，《共产党宣言》对资本的空间生产的研究主要是从时间和历史维度展开的却缺乏空间维度，因而无法认识和应对资本通过空间生产来分化工人阶级的策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乌托邦理想的合法性因此遭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由此导致以身体话语为主题的微观政治学的兴起。要科学认识当代全球化、资本的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矛盾和本质，必须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化。解放政治学应当克服历史上的空间形态的和社会过程形态的乌托邦缺陷，以人类的创造性本性为基础，从当代全球化和资本空间生产的现实出发，把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有机结合起来，真正把当代人从资本的奴役和支配中解放出来。哈维的解放政治学既不同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哲学文化价值批判，也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对“总体革命”和阶级政治的否定，是一种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无产阶级总体解放的解放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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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城市观视域下的当代城市发展探析

庄友刚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42-48.

摘要 (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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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城市发展中，由于实际上的资本逻辑的主导以及城市建构中指导思想的偏差和误区，在带来城市经济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众多的社会矛盾和城市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反思、指导和矫正。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内容、理论秉性和理论特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城市观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合理的审视和应对。以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系统建构为理论基础，以对城市发展的当代状况和当代特点的深入把握为现实基础，深入揭示和阐明资本的当代发展逻辑，探讨当代城市建构和发展的新思路，并阐明城市发展的未来前景，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城市观审视当代城市发展的根本理路。这一工作的完成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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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视界

张云飞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49-56.

摘要 (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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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的内生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反生态本性。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将现代性视为造成生态危机的首要原因。在批判作为现代性之表现和表征的机械主义的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都试图将马克思和怀特海融合起来。其实，马克思思想和怀特海思想具有异质性，因此，我们必须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在消灭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基础上，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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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节俭与适度原则解析萨伊消费伦理思想

邢雁欣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57-61.

摘要 ( 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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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的代表人物，消费伦理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萨伊从效用价值论出发，提出“消费意味着效用的消灭”的思想，这是其消费伦理的核心概念。萨伊的消费伦理思想包括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两个方面，并认为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公共消费都应反对奢侈，奉行节约或节俭的道德要求。萨伊还认为，贫富差距会扭曲社会的消费需求。萨伊的消费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构建健康合理的消费观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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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工作发展的基本逻辑与中国本土化框架选择

童敏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62-68.

摘要 ( 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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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和专业化的不断深入，如何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效果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难题之一。作为三大专业方法基础的个案工作，是提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成效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个案工作在我国的本土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突出表现为其场景性、专业性和综合性的要求难以得到满足。个案工作经历了不同的历时发展阶段最终固化为3种类型：关注社会环境对个人影响的场景化个案工作、注重个人心理改变的专业化个案工作以及强调个人与环境相互动态转换的综合化个案工作。个案发展的基本逻辑与我国的具体实践共同决定了中国本土个案工作的基本逻辑框架是一种将西方场景化个案工作、专业化个案工作以及综合化个案工作整合为一体的服务逻辑。这就意味着作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者需要转变观察视角，把服务对象放回到与周围他人交往的日常生活中，在与周围他人的相互影响中提升服务对象个人的能力；把专业化个案工作的服务逻辑与综合化个案工作的服务逻辑结合起来，在综合化个案工作的服务框架下开展专业化的个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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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在当代中国的阶段定位与价值取向

朱健刚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69-77.

摘要 (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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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企业在当代中国蓬勃发展且日益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逐渐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和社会工作领域的新亮点，尤其是社会企业在当代中国的阶段性定位和价值取向问题备受关注。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企业不仅仅受到非营利组织社会价值和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政府价值和具有创新意识的个人价值的强烈影响，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多维混合的价值取向，并逐渐内化为中国社会企业的特点。当前我国的社会企业还只是处于初始期，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组织类型，而是呈现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连续体，这个连续体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套用从非营利组织到企业的一维光谱图景，而是需要从非营利组织、企业、社群和政府四个维度来进行测量。不同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径虽然都是在运用商业模式探索解决社会与环境问题，但其路径选择的实质却是基于不同的社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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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工作介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工作的路径与实施策略

陈鹏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78-85.

摘要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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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边缘群体中的特殊群体，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很容易受到处于服刑期父母的影响而产生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如果没有对这些未成年人前期越轨行为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就有可能转变为犯罪行为，形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实证调查的数据显示，其在生理与安全需要、爱与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方面的需求最为强烈。在当下帮扶工作的实践中，存在着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难以顾及的层面，亟须社会工作的积极介入。作为社会工作主要方法之一的个案工作能够从生活帮扶、心理疏导、亲情陪伴等多方面开展工作，扩大帮扶对象的范围和帮扶领域，让更多未成年子女得到有效救助并预防犯罪发生，进而推动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关爱帮扶活动的不断深化，真正解决部分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学习、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帮助其缓解燃眉之急，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后顾之忧，促进服刑人员安心改造，唤起全社会对这一特殊人群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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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碎片化与体系解释

张勇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86-93.

摘要 ( 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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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立法保护存在不系统、不协调的“碎片化”问题。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在于个人身份与个体特征的可识别性，但并非所有个人信息都要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刑法中个人信息法益既有传统上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身权、财产权，也有“超个人法益”即国家和社会公共安全、利益及秩序，因而需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法益保护的刑法体系。司法实践中需要运用体系解释方法，通过刑法与网络安全法的衔接协调，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因素，处理相关联罪名竞合关系，在刑法体系内外部进行修复，从“碎片化”实现“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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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犯罪刑事法规制的立法与归责

韩轶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94-100.

摘要 (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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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我国环境犯罪在立法方式、罪名结构、归责原则以及环境公益诉讼等方面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规制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法规制体系，立法应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应当改变环境犯罪当前的立法方式，对环境犯罪进行专章规定，凸显环境法益的重要性；其二，应当转变环境犯罪的罪名结构，摈弃原先以结果犯为中心的结构模式，引入危险犯与行为犯的概念，并将其与结果犯相结合，降低环境犯罪的入罪难度，扩大刑罚的适用范围；其三，应当转变环境犯罪的归责原则，引入相对严格责任原则，降低公诉方证明的难度，并且参照毒品犯罪再犯的相关规定，设立环境犯罪再犯原则，增大惩罚力度；其四，应当对环境犯罪诉讼的提起主体顺位进行合理规划，避免忽略对私益的保护，并且在财产刑与民事赔偿发生冲突之时，优先执行民事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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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立法法》与刑法解释的规范化

卫磊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01-108.

摘要 ( 128 )

PDF（mobile）(528KB) ( 5 )

修正后《立法法》达到了立法理念与立法前瞻性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刑法解释也形成了从实然到应然的动态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刑法解释都是自给自足，形成了相对自证合理的刑法解释体系，并成为了检验修正后《立法法》的试金石。为适应修正后《立法法》规定，刑法解释体系应当从实然的多元化格局变革为应然的二元化格局，对现有的刑法解释体系和文本进行清理。应当彻底停止地方司法机关实际上的刑法解释权限、停止非法定机关参与的刑法解释惯例、清理不符合修正后《立法法》第104条的刑法解释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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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工的劳动权益保护

唐鑛，胡夏枫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09-115.

摘要 ( 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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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用工模式体现的是人身和财产的双重隶属属性；而在“互联网+”的用工模式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均较为自由，甚至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行工作。大多数的网约工与平台之间并未签订劳动合同，这意味着，除了劳动报酬，他们没有“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险保障，也不能获得工伤事故赔偿责任方面的法律保护。对于网约类用工的定性，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定性为劳动关系的，应当严格按照现有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定性为合作关系或者雇佣关系的，应当按照民事法律规定进行规范和调整；慎重对待性质分类，若是网约用工双方的关系既不属于劳动关系，也不属于民事关系的，应当慎重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对网约工进行事前防范；互联网运营方应承担责任风险；网约工人应当通过工会、保险等形式自我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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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病民事赔偿制度规则研究

杨猛宗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16-123.

摘要 ( 115 )

PDF（mobile）(544KB) ( 13 )

职业病工伤与一般的工伤有着本质的区别，职业病病人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后仍可向用人单位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职业病民事赔偿制度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彰显了劳动伦理观念。职业病民事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不应兼得，其赔偿的是工伤保险待遇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间存在的差额，赔偿范围主要有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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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的经济涵义和社会性质

张俊山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24-139.

摘要 ( 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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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以生产总值的数量变化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统计上的生产总值，其中一部分是生产商品的抽象劳动在市场关系作用下的转化形式，另一部分是因市场经济下价格的“普照之光”，赋予各种非价值创造的活动的价值外观。因此，在发展中更应注意推进形成生产总值的实体经济部分发展以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总值的形成方式使它及由它表现的经济增长指标中存在着一些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生产的真实成果的情况，因此，需要从理论上科学地把握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的经济意义和社会属性。经济增长是社会经济体系内部量和质的变化通过生产总值数字变化的反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应关注那些引起增长现象的经济体系内部的变化，考察它们的变化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作用，以指导经济实现科学、合理的增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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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国有企业地位及功能变迁

乔榛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40-146.

摘要 (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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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这决定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改革初期，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经济的支柱，保证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担负着搞活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重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有企业被要求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加以改革，但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依然处于基础的地位，而且对国民经济具有控制力，由此规定了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其作为一种典型体制的积极探索，国有企业应成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中介，保证国家对市场经济有效引导，并最大程度地降低市场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实现相容，形成一种新体制，并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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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及其价值——《〈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作者辨

曾业英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47-154.

摘要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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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1932年印行的自选集《曲石文录》中收录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后序》一文，今天的研究者皆以此为解读李根源共和思想的依据。其实，李根源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史案〉后序》实由《〈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改名而来。李根源虽然辑有《中华民国宪法史案》一书，但其《总序》的作者并非李根源，而是蔡锷。《〈中华民国宪法史案〉总序》是蔡锷离滇入京初期一篇鲜为人知的轶文，对研究蔡锷的政治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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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永建民众教育思想研究

李玉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55-162.

摘要 (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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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永建的民众教育思想着眼于民族危机，注重“政”“教”结合，强调“全民训练”，并包含一系列具体的民教办法，且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钮永建民众教育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国民党的领导权，他的民教思想来源于孙中山的建国与训政学说。钮永建保持民众训练“党治”特质的重要手段就是积极进行党义教育。钮永建对于民众教育给予持续关注，并进行了积极探索，从“国家”出发，是钮永建民教思想区别于其他多数民教派的特点之一。钮永建等民国政府派民教思想是近代以来从“新民”到“训民”的民众改造思想变迁轨迹之一。正因为其意在“党”，其旨在“民”，抱定“党治”的目标与手段，轻视“民治”的路径与办法，才使得钮永建的民众教育思想内在理路存在一定的混乱，未能形成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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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与晚清的天津书院教育——基于《越缦堂日记》的考察

田涛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63-168.

摘要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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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4年到1894年，李慈铭主持天津学海堂和问津、三取两书院长达十余年，他是这一时期天津书院最值得注意的人物，这些活动也是李慈铭晚年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越缦堂日记》记录了李慈铭在天津书院的日常考课情形，李慈铭日记中常记有学海堂、问津书院、三取书院斋课情形，如所拟试题、课卷评阅、应课人数、考课名次、取内课生情形等。作为山长，评阅课卷是一项主要的日常职责。从日记中可见，李慈铭对此事颇为认真，除了评定各人名次外，对士子课卷也常予以点评甚至改写。李慈铭主课北学海堂和问津、三取两书院十余年，其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当地造就了一批功名之士，二是促成了天津士人治学风气的转移。在经世学风的引导下，李慈铭的天津门人有不少后来成为当地的新学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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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意识存在”和“物质存在”——在克罗齐诞辰152周年之际重读他的《美学原理》

杜书瀛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69-174.

摘要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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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罗齐看来，文学艺术根本上是意识之中的“直觉”“表现”；读者所看到的创作中的“物质”手段和“物质”形式，并不属于“审美”活动和文学艺术本身。克罗齐所谓艺术“即直觉即表现”也即“完成”等观点的片面性，特别是他把艺术传达排除于文学艺术之外等观点，明显违背客观事实。审美和艺术，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存在物。文学艺术的“精神性”，不仅仅是所谓“认识”而是还有情感，并且还应包括“意志”“道德”等等；文学艺术不仅仅是排除了理性的“直觉”，它一定还包含着不同于哲学“概念”的特殊形式的理性活动，甚至它与某些“概念”“判断”也不能完全绝缘。意象只是意中之象。仅有意象，只是文学艺术作品的“意识存在”，远不能说是文学艺术作品。文学艺术作品还必须有它的“物质存在”。每一个作家艺术家必须熟悉和掌握自己的特殊的艺术门类的工具、手段和物质材料的性能、特点及规律，将之付诸艺术表现。平庸的艺术家与天才的艺术家所做的艺术表现是很不相同的，这是因为艺术家的才能和技巧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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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理论范式及其批评实践

陶水平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75-187.

摘要 ( 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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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文化研究的批评对象的不断拓展，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也在不断转换，形成了英国文化研究生生不息的创新风格。从英国文化研究发展史来看，先后出现了四种主要理论范式，“文化主义”即是其中最早最具标志性的理论范式。“文化主义”知识话语起源于英国本土，滥觞于英国近代“文化与文明”旧传统，确立于伯明翰学派初期的“文学与社会”新传统之中，更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体现了一个不断发展与更新的动态生成过程。文化主义理论范式把文化理解为社会整体的日常生活，与所有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强调文化体现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交互作用。它把文化理解为社会指意实践，重视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强调文化对意义、价值的能动建构作用。伯明翰学派三大创始人在其奠基性文本中开创性地对工人阶级及其男孩文化、通俗文化以及电视传媒文化等进行了批评实践，显示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在工人阶级文化、通俗文化或大众媒介文化、青年亚文化等批评实践领域所取得的最初成绩。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优长在于强调文化与社会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性，突出了人的经验的本源性、真切性、生动性、创造性和主动性，不足在于忽视了人的经验的受动性、复杂性以及差异中的整体性。在中国，由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引入，人们才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生产作为大众日常生活方式所隐含的能动力量，关注文化接受者对大众文化的重构价值。中国学者立足中国现实语境和本土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身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学术议程、学术话题和理论热点，主张打开文学和文学性，强调了当代日常生活中审美性的泛化和文学性的扩散，呼吁为文艺学学科扩容，从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逐渐形成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国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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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差异及其评价标准

宁稼雨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88-198.

摘要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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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真、善、美标准升级为文艺评论的价值评价标准，不但顺理成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真、善、美的价值评价标准恰好能够与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主体的差异性取得对应。中国古代文艺评论价值评价体系由帝王文化、士人文化、市民文化三个主体构成。帝王文化主要通过官方行政渠道推行带有政治色彩的“文以载道”评价标准和带有道德色彩的“教化”评价标准，成为“善”的价值标准体现；士人文化在人物品鉴基础上形成一整套体系完备的评价机制，把“神韵美”“情感美”“风格美”作为文艺评论价值标准，成为“美”的价值标准体现；市民文化在强调进化文学史观基础上，通过“评点”等方式渠道表达其注重“童心”“真情”和“化工”价值标准，成为“真”的价值标准体现。三种社会身份类型在文学评论实践中的功用互有关联，所形成的不同文艺评论价值标准，对当今和未来相似的社会身份类型的文艺评论价值评价观念和标准的形成制定，都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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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申写郁滞”“吐纳文艺”论解——兼以古医论视角

桓晓虹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199-206.

摘要 ( 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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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以古医论的多视角审视，“申写郁滞”表达了通过著书行文、立言表志以申发、倾吐、疏泄、散解身心郁结不通，自我实现身心和谐、升华并相应创造出不朽价值的创作论思想；“吐纳文艺”阐说了为文是集谈吐、呼吸养气、审美音声发出、感纳万物而宣吐五内于一体的调气散滞、去疾健体的创造活动的文学本质观，是涵括了文、为文、为文者、为文动力、为文过程把握等多个层面的理论系统。符合二者要求的作家身心修养方法、原则，二者实现的生命根源，为文不节致病的内因，乃至心神在吐纳中的功能发挥等辅助构成了以二者为核心的丰富理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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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学习与阐释党的十九大报告法治精神”学术研讨会综述

车流畅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2): 207-208.

摘要 ( 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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