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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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几点思考

沈湘平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5-10.

摘要 (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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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讨论中,我们必须澄清和尊重概念、命题的原初语境,区分实然与应然,了解世界问题导向和中国方案定位,理解“强起来”的话语权努力。同时,在学理与现实的层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及其共同体并非自然而然产生的,都有一个何以可能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当前人类存在的人类学状态,在此基础上反思“共同存在”这个存在论前提,然后通过政治哲学的路径,在历史发展中逐步让理想趋近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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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发展理念”与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人类“发展悖论”和“发展异化”难题之时代性破解

袁祖社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1-16.

摘要 ( 275 )

PDF（pc）(544KB) ( 170 )

发展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核心主题。发展与特定制度及其相应的价值观密切相关。制度与价值观的不同,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发展的质量、境界以及发展结果的正义与否。在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社会普遍面临着“发展异化”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生存困境与生活难题,如何通过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全面创新,逐渐从根本上破除影响和制约人类健康与持续、稳定、良性发展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生活之普遍福祉——生活质量、满意度与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及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等,是我们时代的艰深难题。“五大发展理念”着眼发展实践、发展价值理念以及发展模式等战略层面的系统设计、整体性考量以及历史实践观照,堪称有效破解全球性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体现了当今人类发展观变革的新的时代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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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的中国问题意识

季水河, 季念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7-31.

摘要 (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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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中国社会矛盾、解答中国文艺问题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变革、文艺发展、理论建构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同时,在不同中国问题意识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可以分为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主的政治形态、以解决文艺现实问题为主的批评形态、以解决理论体系建构为主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中国问题意识的三种不同意识类型和三类不同话语形态,并非是毫无关联或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相对差异中又相互关联、相对独立中又相互影响的。正是这种差异中的相互联系、独立中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内涵和复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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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考古学与谱系学：找出尚未发生之物之途——阿甘本的哲学隐性话语思考

张一兵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32-39.

摘要 ( 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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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的深层思考中,阿甘本始终坚持在哲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深刻内省和自觉。阿甘本认为,对现实进行思考的根基不是现实可见的事物,而是某种归隐性的未说之物。而找出尚未说出之物的真正道路就是哲学考古学和谱系学。相对于那些尚未出场的本真之物,现实存在不过是一种败坏的废墟,而如果已经发生的生活现实历史是尚未被给予之物的废墟,那么哲学考古学则是要在废墟的基础上挖掘出本真性的“本应如是之物”。谱系学是在反对起源和解构主体的双重否定的基础上,让受压制的知识被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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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向“他者”敞开的正义——德里达论“法律的力量”

文兵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40-46.

摘要 ( 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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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在其《法律的力量》一文中,通过对法律力量的阐释,对法律的基础进行了解构,而且认为正是通过对法律的解构才走向正义。德里达的这种解构其实就是关注独特性、差异性,也就是关注“他者”,警惕作为正义的法律因其普遍化、制度化而走向固化、僵化。在德里达那里,任何文本、对象都是可以解构的,解构也并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运作于自身的,所以是一种自我解构。但正是这种自我解构,也体现了德里达貌似激进的批判实则消极的思想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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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本质、还原与意义——科赫意识思想简论

殷杰, 尚凤森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47-52.

摘要 ( 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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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是当代意识研究领域著名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集中在物质事物如何产生非物质的、主观的、有意识的状态这个问题上,他的研究思路则是在神经机制中提纯出意识的最小神经相关物。科赫认为：意识是物质的一种根本属性,不可还原为物质组分,也不是系统的涌现属性,他从物理假说和演化假说的框架内发展了意识的功能,即意识是生命体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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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式治贫模式的理论探讨及其失灵困境应对

包先康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53-63.

摘要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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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式治贫是指为突出治贫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压力体制下将指标作为关键性的治贫工具来明晰各治贫主体的任务、责任,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和官员治贫的政绩,以期尽快达成治贫目标的过程,具有数目字治理、项目治理、目标治理和压力治理等特征。指标式治贫可以通过明晰责任与目标、层层加压、传递压力的方式较快地达成国家治贫的目的,但是当下地方治贫实践状况表明,过度依赖指标治贫会引发诸如“精准与失准”的背反和“手段与目标”倒置等现象。要提高治贫的绩效,摆脱指标式治贫的困境,需要建立健全治贫的反馈机制并制定治贫绩效的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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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探讨：农村残疾人精准扶贫的目标与实践——基于新加坡的经验借鉴

贾玉娇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64-71.

摘要 (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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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我国残疾人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攻坚阶段以来,农村残疾人扶贫工作进展尤为突出,然而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仍旧存在重技术、轻理念的问题,极易导致福利依赖等消极后果。因此,我国农村残疾人精准扶贫的目标应设定为：通过建设以开放、包容、通用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体系,运用精细化的技术与制度载体,形成精准的贫困预警、瞄准机制,有效的“增能—脱贫”治理机制以及持续的脱贫效果监测机制。同时借鉴新加坡已有经验,形塑农村残疾人自立、自信、自强、自尊的精神形象,实现国家和个体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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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风险识别与治理

白维军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72-78.

摘要 ( 214 )

PDF（pc）(577KB) ( 243 )

精准扶贫是国家贫困治理的重要举措。风险社会的宏观背景下,精准扶贫的每一环节都面临着社会风险的挑战与考验,导致了精准扶贫与社会风险的相互嵌入。精准扶贫由于政策过程的关联性与周延性,存在着政策设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以及能否与其他政策统筹推进的制度风险;由于政策制定者与接受者的“经济人”属性,存在着各主体“自我主义”的道德风险;由于行政职责的模糊不清以及事权与财权的不匹配,存在着管理者相互推诿或相互争夺的行政风险;由于政策效果不佳和行政积弊的影响,制度过程存在着政治失信的社会风险。为规避精准扶贫中的社会风险,应同时做好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实现精准扶贫与相关制度的协调统一;依法行政与道德自觉相结合,约束人为因素对精准扶贫的不良影响;应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加强精准扶贫的组织管理,做好第三方评估;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全局观去认识精准扶贫、提升政府公信力,赢得执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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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规范管理研究

李健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79-84.

摘要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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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法的实施推动网络募捐由混乱无序状态发展到以平台为核心的资源整合阶段。如何对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进行规范管理,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发展至今依然存在准入门槛不明确、用户隐私保护不力、平台公信力不足、善款管理机制不一致、网络技术应用不成熟等问题。为保证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健康有序运行,必须尽快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治理。规范网络募捐平台认证标准、厘清区域管辖权限、设置独立监管部门、明确信息泄露风险责任,规定信息公开范围,处罚欺诈行为,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处置剩余财产等等,以建立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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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继承习惯与《继承法》的立法完善

李洪祥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85-91.

摘要 ( 173 )

PDF（pc）(517KB) ( 169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在法规定和民众习惯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具体表现为遗产范围界定差异、归扣习惯差异、继承方式差异、管理人选择差异、赔偿责任差异、财产分配差异等。究其原因,是因为具有民族性色彩的继承习惯仍然发挥作用,而继承习惯和继承法受社会发展制约程度却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在立法上改变传统模式,改革继承人选任制度,明确遗产债务范围,以完善《继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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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视野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田洪鋆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92-101.

摘要 ( 210 )

PDF（pc）(709KB) ( 552 )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经实施五年有余,目前是对该法的司法适用情况进行阶段性搜集和整理的理想时段,以便于实际地观察该法的适用效果。由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2554例案件反映出该法在适用中存在着诸如识别、适用、推理、司法不确定及法院地法倾向等问题,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包括立法和司法两方面。若意图提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适用效果,在立法上应加强国际私法规范的编撰,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实现法律规范的精确性;在司法上应对法律选择的步骤进行过程干预,加强国际私法指导性案例的作用以及突破属地主义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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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中可预见规则的表达

刘艳萍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02-109.

摘要 ( 168 )

PDF（pc）(604KB) ( 241 )

民法典编纂需要从理论和实务两个方面对基本原理进行反思和评判。传统的可预见规则由两个具体规则构成,通常信息所产生的损害可赔偿,而特殊信息产生的损害未经传递时不可赔偿。事实上即使守约方向违约方披露该特殊信息,通常也未必应当获得赔偿,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免责条款会限制其范围,即使无免责条款,法律也应当考虑到受损害方是否为风险防范的最低成本承担者、损害方提供的选择以及自己的风险认知和管理等进行判断。而且可预见规则必须受到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现代意义的可预见规则只有如此表达才能够合乎民法典编纂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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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精神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关系证成

徐微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10-115.

摘要 ( 134 )

PDF（pc）(506KB) ( 136 )

中西方民法文化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而民法思想原则中的民本社会基本秩序价值、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自我构序能力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民法精神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进而相互转化,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根本是民法精神,是以民法精神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发展需要弘扬民法精神,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实现需要完善民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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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的路径选择

张梓太, 李晨光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16-122.

摘要 ( 214 )

PDF（pc）(574KB) ( 220 )

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在立法实践中有两种路径：基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民事救济路径和基于行政处理的管制路径。无论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如何定性,民事救济路径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均将受制于自然资源财产价值的救济规则。管制路径有其优势,但也将面临责任认定过程中政府举证难、责任落实阶段责任人权益保障与利益表达机制存在不足以及可能发生滥诉风险的困境,其根源在于传统行政法同生态环境损害制度需求间的不兼容。面对已有路径的困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应借鉴行政私法理念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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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索赔主体适格性及其实现 ——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理论基础

黄萍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23-130.

摘要 ( 151 )

PDF（pc）(537KB) ( 248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了省级政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政府缘何享有生态环境索赔权存在诸多分歧。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属性使国家享有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权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地方人民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机关行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但应根据生态环境损害影响范围确定不同等级的地方人民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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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理念转变与发展方向——兼与美国自然资源损害制度比较

程雨燕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31-137.

摘要 ( 135 )

PDF（pc）(629KB) ( 209 )

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压缩式建构,目前已经提前具备环境意识觉醒、专门立法先行以及实践紧密跟进等推动要素。美国自然资源损害制度经历萌芽、扩展和细化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因为公众理念转变、指导条例出台、重大案件激活等推动要素出现井喷式发展,并呈现政府角色日渐成熟、合作应对复杂问题和积极寻求公众支持三大趋势。根据两国制度的可比性以及发展规律的相似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中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需以地方政府发起、形成合作评估、引入早期恢复作为方向,应对试点时期政府观念滞后、技术储备不足以及公众参与有限等挑战,应将赔偿磋商机制的建构作为把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发展方向的先机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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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民生福祉增进轨迹——基于民生制度与民生能力建设的视角

韩喜平, 刘永梅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38-143.

摘要 ( 268 )

PDF（pc）(616KB) ( 163 )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标,而影响民生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是民生制度与民生能力。从增进中国现代民生福祉的曲折历史中清晰可见,民生制度与民生能力以合力的方式促进民生福祉的提高,民生制度之于民生能力具有规制性和约束性等内在属性,民生制度的构建起到激励或抑制民生能力释放的作用,民生制度缺失是引起民生能力贫困进而致使民生改善受阻的根源,两者之间呈现出同向同势的同构规律。因此,要积极吸收民生福祉增进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准确把握民生制度与民生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深刻认识彼此之间具有的显著协同效应,进而有针对性地寻求解决民生福祉增进的着力点与突破口。一方面,要认真吸收与借鉴西方国家有益的民生改善经验,改进和优化以提升民生能力水平为旨趣的民生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均衡性民生制度设计,要用完善的制度有效应对强制性民生制度的缺陷,确保个人的发展边界不被侵犯,在民生能力与民生制度的互推互促中厚植民生福祉增进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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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发展指数到地区发展水平指数的测算机理及应用——以辽宁省14市为例

孙冀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44-147.

摘要 (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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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指数（HDI）涵盖了GDP的内容,而又不唯GDP,超越了GDP标准的单一性,而地区发展水平指数应数量化地衡量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状态、内涵。同人类发展指数（HDI）相比,地区发展水平指数（RDI）避免了与美元购买力平价换算相关的误差,以人民币的统一货币单位标量方式避免了相应指标值误差。辽宁的民生发展事业近年来一直在稳步推进,表现在人均寿命预期指标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的稳定与增长以及辽宁一些城市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乃至辽西北地区这些传统意识中的辽宁经济板块,实际上其内部的差异性是很大的,都不是均质性板块。综合地看,大连、沈阳属于前段地区,鞍山、辽阳、营口、锦州、盘锦、丹东、本溪属于中段地区,抚顺、阜新、朝阳、铁岭、葫芦岛属于后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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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基层政治生态的变迁逻辑及启示——基于官、绅、民利益博弈的视角

董江爱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48-155.

摘要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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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理论将政治、社会与自然生态看作一个存在互动关系的共同体,为解构传统政治体系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县”是中国传统时期最为稳固的基层政权组织,保甲制是传统县域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保甲制从兴起到衰落体现了基层政治生态的重构、建立和崩塌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对地方利益空间的持续压缩是推动基层政治生态变迁的直接原因,官、绅、民之间的非均衡利益博弈是生成地方政治生态格局的内在逻辑,决定了清代基层政治生态的最终走向。基于清代基层政治生态变迁的启示,我国当前政治生态优化应注重加快工业化步伐,合理规制府际关系,建立科学的收入分配体系,加强法治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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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维度审视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渠桂萍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56-163.

摘要 ( 227 )

PDF（pc）(736KB) ( 388 )

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欲扩大对基层社会控制的领域与深度,此类举措在中国2000多年的社会治理长河中也曾出现,如商鞅变法、王莽改制、桑弘羊理财以及王安石变法等典型“干预主义”行为,清代早期也出现过“早期现代化”的迹象。综其结果来看,国家欲“近距离”与基层社会接触时,结果与初衷往往有一定差距。究其原因,虽与治理地域幅员辽阔、信息不对称以及诸多技术手段不发达有关,但更与国家政策整齐划一与民间秩序瞬息万变的龃龉相联,也是官僚集团“唯上”的运行逻辑及天然的“谋利”特质所致,后两点常为世人所忽视。当前,国家已经具备了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但在行使其治权时,仍需保持冷静、理性的品格,科学分析,谦虚审慎,充分尊重民众的理性,这是历史经验所传承的智慧,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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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对话、分享：文本阐释本质论

段建军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64-171.

摘要 ( 145 )

PDF（pc）(556KB) ( 471 )

文本阐释的本质是对话,阐释者是居间说话者。阐释活动是阐释者分别与文本、与其他读者进行的两种对话,两种不同的对话赋予阐释者读者—阐释者和作者—阐释者两种不同的身份。第一种身份主要的任务是与文本共谋及共享,第二种身份的主要任务是与其他读者共谋与共享。对话的结晶是阐释者创作的文本,它展示了初始文本、阐释者和其他读者共谋共享的成果。读者—阐释者明白自己对话的有限性,作者—阐释者也清楚自己分享的局限性,正是这种有限性和局限性,把作者—文本的价值和意义落到了实处。作者—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些对话和分享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其他阐释者从别的角度与作者—文本的对话,与其他读者的分享,则进一步拓展了作者—文本的意义和价值。只有进行多样化的对话,才能让多种人群展开多样化的分享,文本的对话意义,阐释者的居间说话功能,才能得到多样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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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理性和公共性：图像的阐释途径分析

曹晖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72-178.

摘要 ( 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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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阐释是公共阐释的一部分,它具有澄明性、超越性和公度性的特征。在图像阐释的过程中,从感性经验过渡到理性,然后进入公共性,这既有先验的成分,同时文化历史经验在塑造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起了重大的作用。人类对图像的阐释,事实上是对人和世界关系的阐释,图像认识的最终指向也是人的共通性问题。艺术、文学、科学等作为一个个扇面,分享着一种共在。在其中,我们才能对人类文化进行有效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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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论视角下的“俄罗斯理念”演变研究——兼论当代俄罗斯文艺政策的价值导向

田刚健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79-186.

摘要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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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阐释论基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现实语境和核心问题,是沟通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本体论阐释学建构。以公共阐释论透视“俄罗斯理念”,可以发现“俄罗斯理念”是在地理环境、东正教信仰和现代化进程等历史前提下诞生,在俄罗斯知识分子文本话语的公度性阐释中发展形成的俄罗斯民族精神话语形态,同时经由普京个人阐释并最大限度地融合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后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当代俄罗斯国家文艺政策的价值导向,呈现出鲜明的建构性与超越性特征。可见,公共阐释论在理解民族精神核心话语的演变机制和本质规定方面具有独特效力与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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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朱光潜后期美学观点的实践维度

徐碧辉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87-198.

摘要 ( 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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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后期自觉运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费尔巴哈论纲》以及相关著作中的实践哲学观点来分析美的本质等基础理论问题,得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结论。他区分“物”和“物的形象”;通过分析艺术和生产劳动把握世界方式的共通性来强调艺术与生产劳动之间在实践基础上的内在关联;提出美的“意识形态性”等等,这些观点在当时过度扩大反映论的适用范围、无原则地套用反映论以至于完全忽略艺术自身的内在特殊性这一大背景下具有极为难能可贵的先锋性和前瞻性,是在特殊年代试图婉转地坚守艺术内在自律性的一种曲折表达。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观点与学说也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与局限性。主要局限性在于,在哲学层次上,混淆了类主体与个体主体两个层次,导致其所坚持的两条原理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两条原理是：“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朱光潜指出,工农业的“物质生产”和科学艺术的“精神生产”都同样既要根据自然,又要对自然进行加工改造。这样,物质生产劳动与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之间既同根同源,又有着不同的特性。这是朱光潜从马克思的实践论引出的关于艺术规律的一个重要结论,它一方面坚持了美学和艺术学的实践基础,另一方面又不把审美和艺术完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而是把艺术看成一种“精神生产”,实际上也就是精神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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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美育思想中的审美时间哲学

刘彥顺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199-206.

摘要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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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的美育思想在审美时间哲学上有极为重要的建树。从闲暇时间与趣味的角度来说,只有当人们把注意力贯注于美的对象或艺术作品时,人生才是充实的、有兴味的;这既是对审美活动之主客不分离的基本构成方式的揭示,也是对审美教育根本目的及价值的洞察。从“好趣味”与“坏趣味”的根本区别而言,他以“静的修养”为例论述了审美教育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并对“趣味”与“能力”进行了比较与沟通, “静”并不是空无,而是在闲暇时间里,人的心神有所寄托与安置,因而,这就是一种滋润的、生动的、愉悦的“静”。就趣味的养成与精致趣味的时间性构成来看,应该从年轻时下手,养成审美活动作为时间意识的敏捷与专注,在这一兴发着的、涌现着的审美活动中会实现审美意义的增值与超越,这就是在审美活动及美育活动中时间的绽出性与原初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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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时代精神探究理论基石——“改革开放40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凡

社会科学辑刊. 2018 (3): 207-208.

摘要 (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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