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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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逻辑

韩喜平, 朱翠明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5-9.

摘要 ( 1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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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理论创新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在实践的压力下越来越重视分配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分配方式作为判断制度属性的标志。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探索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制度。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推进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要求把分配制度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和“人民至上”价值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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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驱动型的治理现代化——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审视

李海青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4-19.

摘要 ( 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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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与光荣使命,而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就此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非常强烈的使命驱动特征。使命驱动的实践逻辑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即先进政党的集中领导、制度体系的着力建构、发展取向的明确确立、各方力量的整合凝聚。使命驱动型的治理现代化必将有效提高中国的现代化水平。从现实来看,使命驱动型的治理现代化极有必要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在不断破解问题的过程中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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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新及其重大意义

白永秀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20-27.

摘要 (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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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对这一理论的重大创新。不管是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或经济机制,都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种手段。从广义上说,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机制在一定场合是可以互相通用的。在三项基本经济制度中,所有制制度决定分配制度,分配制度反映所有制制度,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所有制制度和分配制度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新体现在所有权制度、分配制度、微观体制、宏观体制、要素市场建设、环境培育六个方面,这一创新对促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深度结合、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机制以及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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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与吴晓明教授商榷

段忠桥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28-38.

摘要 (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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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教授在《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唯物史观基础》一文中对当前国内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学者提出的批评,是基于其对“何为政治哲学”“何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和“何为唯物史观”的理解,而“在德国哲学语境中,政治哲学属于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马克思政治哲学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政治哲学”以及“唯物史观是一种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这三个观点不但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矛盾,而且与被批评者的理解并不一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相关论述也是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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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古典理想的继承与超越：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齐勇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39-46.

摘要 ( 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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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为实践哲学确立了三个美好的理想：个人幸福的实现、城邦共同的善的实现、个人的善与共同的善的统一。同时也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什么是良善的生活或者良善的生活如何可能?理想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如何使个人的良善生活与理想的社会秩序达到统一?实践哲学的古典理想包含两个统一：一方面,在层次上分为事实理想和价值理想的统一,即人的需要满足和人的自由幸福;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主体方面分为个体理想与社会（类）理想的统一。但后世对实践理解的片面必然导致实践哲学理想的失落。马克思从劳动实践出发考察类的历史,确立了劳动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对实践哲学的古典理想加以批判继承,为其内涵赋予革命性变革,既将仅能达到“政治解放”层次的价值理想推至“人类解放”,实现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又使个体理想与类的理想达到真正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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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下主体公共精神的当代建构

王洪波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47-52.

摘要 (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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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并非马克思哲学的显性话语,但对公共性的追求作为思想实质却一直贯穿在马克思的理论文本中。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出场逻辑为“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现实自由”的理论进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上,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表征为公共存在与公共意识（精神）的辩证统一。人的社会存在即为一种公共性存在,公共精神是公共存在的主体映现,体现为主体对公共生活、公共环境和公共服务等社会存在的公共性自觉。在当前重大疫情的背景下,通过强力法律规制、柔性教育引导和常态监督惩戒等国家和社会层面的主动施为,主体公共精神的当代中国建构才更具可能性与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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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研究评析

何虎生, 闫书华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53-58.

摘要 (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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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丰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宝库。这些规律性认识主要包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一代接着一代干,必须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共同富裕,必须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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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立法中附属刑法规范的反思与重构

张勇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59-67.

摘要 ( 149 )

PDF（pc）(821KB) ( 174 )

正在制定中的《生物安全法》应立足于综合性、基础性立法的定位,在生物安全法律体系起到内外部衔接协调作用。在我国刑法单一法典化的立法趋势下,附属刑法规范普遍存在虚置化问题,生物安全立法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均采取概括性方式,难以体现其灵活性特点和协调性、补充性作用。我国刑法应采取多元化立法模式,将附属刑法规范实质化,以发挥其体系功能,应对防范生物安全风险。《生物安全法》的附属刑法规范应以指引型为主、修改性为补充、创制型为例外;《生物安全法》中的刑事责任条款也应采取这种立法模式,以促进刑法规范与行政立法的衔接,完善生物安全保护的刑法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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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侯东德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68-77.

摘要 ( 211 )

PDF（pc）(835KB) ( 116 )

惩罚性赔偿源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其独特的惩罚、遏制功能弥补了补偿性赔偿的不足。在生物安全损害赔偿制度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具有弥补受害人损失、惩戒不法行为人以及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功能,有其正当性与必要性。生物安全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与赔偿数额应当精细化。具体而言,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故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情形;客观方面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包括侵权行为手段、方式情节以及损害结果;赔偿数额应以受害人实际损害的三倍为限,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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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正犯概念的必要性及其具体判断

付立庆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78-87.

摘要 ( 445 )

PDF（pc）(876KB) ( 380 )

间接正犯概念虽在我国司法实务上被广泛认可,但在理论上否定这一概念的声音不绝于耳。无论是立足于单一正犯体系的否定说,还是立足于区分制的否定说,都有较为明显的缺陷。间接正犯概念有其存在的价值,关键在于其正犯性的判断标准。刑法理论上存在工具理论、实行行为说、规范障碍说、行为支配说等不同主张,应该综合考量。对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判断,应该坚持客观判断、实质判断,并且从背后者和直接实施者互动关系的视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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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衔接问题研究

曹胜军, 常保国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88-92.

摘要 ( 206 )

PDF（pc）(845KB) ( 237 )

我国监察法在司法适用中仍处于探索阶段,对于其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究竟应如何衔接,学界争论不一,这严重影响了法律在适用中冲突问题的解决。因此,需要从各个立法的职能出发,厘定监察的位阶实际上应是低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由于不同的法律职能的冲突,引发了职务犯罪和腐败犯罪等适用法律的衔接上存在法律协同不明确、支撑理论散现等问题,应该明确以刑法和刑事诉讼理论为主要的理论支撑,从程序和职能上做监察法与这两部法律的衔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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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思维的实践转向：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何以可能

童敏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93-99.

摘要 ( 148 )

PDF（pc）(873KB) ( 268 )

经历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已经进入专业化发展的关键阶段,特别是在近几年兴起的跨部门联合推进的影响下,如何提供有效的专业服务不仅成为社会工作者关注的核心议题,而且也成为服务利益相关方共同关注的社会焦点。当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往往采取的是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由于这两种常见的实践逻辑都采用了关注“是什么”这种抽离日常生活的外部观察的线性思维方式,致使专业服务需要结合场景的实践要求。场景实践要求人们融入到具体的场景中,关注“怎么应对”和应对行动的反思,以此拓展人们在具体场景中的实践空间。显然,这种空间思维的实践依据是人们的实践理性,目的是增强人们在具体场景实践中的行动空间。它不仅是西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发展的要求,同时更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诉求,与中国本土专业服务的现实处境和文化精神资源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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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与社会服务理念的本土化实践

潘屹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00-106.

摘要 ( 151 )

PDF（pc）(998KB) ( 232 )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社区建设与社会服务理念日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其作为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社会治理水平升级的重要抓手。社区建设与社会服务的理念最初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在我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社区建设与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特征和理论框架：即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思想,以科学创新为发展动力,以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民主决策为践行手段。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建设和社会服务实践不仅要求基层社区机构要有创新思维,还要求提高管理干部的水平与素质,以确保社会服务在社区基层社会治理平台上更为顺利地实施,进而实现社区建设完备、社会服务优质有效,促进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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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养老服务模式的运行框架及趋势前瞻

董红亚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07-114.

摘要 ( 353 )

PDF（pc）(932KB) ( 173 )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2.5亿的大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满足如此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没有先例可循。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年探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形成相对完备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架构,其中包括领导体制、战略定位、运行机制、文化机理及其综合监管制度等多个层面,涵盖意识形态、民生事业、市场配置、家庭保障、法制完善与行业自律等多个领域。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未来我国特色养老服务业亟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更加明确,政府、市场和社会协调配合的职责更加清晰,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更加完备,智慧养老技术的应用更加广泛。唯此才能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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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心理焦虑与符号消费之困

吕庆春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15-121.

摘要 ( 324 )

PDF（pc）(1055KB) ( 318 )

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社会阶层随时都在被重新界定。很多中产阶层人士担心地位滑落,焦虑和困扰成为现代中产阶层基本的色调。为了掩饰其心理恐慌,中产阶层人士往往通过标志符号、显示格调等方式“借地位”,通过生活细节、艺术品收藏等方式“做标志”,进而引领有着本阶层特色的消费时尚,建构了浓郁的符号消费特色。社会中产阶层的符号越光鲜,引领社会时尚的能力就越强,也更能显示出社会的品位与格调。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符号消费所包含的社会阶层识别的意蕴也带给中产阶层的消费之困。中产阶层秉持着这种消费时尚不断强调消费符号,进而催生出欲求消费,结果导致很多人不堪重负,加深其心理焦虑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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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诊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以基层首诊为核心的实证检验

李华, 徐英奇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22-134.

摘要 ( 244 )

PDF（pc）(4901KB) ( 274 )

分级诊疗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目的是优化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最终改善居民健康。政策试行效果评估对于是否全面推广意义重大。以基层首诊为核心的分级诊疗改革显著改善了居民健康水平;医生诊疗水平对居民慢病健康和中、西部居民健康影响显著但幅度不足1%;相对于城镇、东部地区,分级诊疗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居民自评健康影响程度更大;基层首诊对低收入群体和城乡居保群体自评健康的显著影响均达到10%以上。分级诊疗改革的健康绩效为全面推广提供了政策依据,现阶段应进一步明确医疗机构的分工定位,重点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整体能力,稳妥推进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制度;注重家庭医生队伍培养,建立科学的薪酬激励机制,提高基层医生诊疗水平,吸引居民就近到基层就医;降低中西部、农村和低收入群体自负医疗费用比例,提高健康扶贫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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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结构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研究

张秀武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35-148.

摘要 (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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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原因,除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外部因素之外,还有来自流动人口家庭内部的因素。虽然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已经明显缩小,但是同胞结构对流动人口家庭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存在“同胞竞争效应”。弟弟和妹妹对流动人口家庭中的哥哥与姐姐的影响不同,竞争效应在同性同胞间表现得更为明显,即有弟弟对于男孩的教育获得会产生负向效应且大于对女孩的影响,而有妹妹对女孩的负效应更显著,且这一现象在低收入家庭更为明显。同胞年龄差距越大,同胞间教育获得的竞争性越大,而且这种效应仍然表现为一种“同性竞争效应”。为缓解流动人口家庭内部教育获得的不平等性,制订宏观教育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同胞结构特征因素,在关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获得的同时,要从家庭和全社会层面消除流动人口家庭内部对生有同性子女的偏见,鼓励或倡导流动人口家庭平衡内部教育资源,力争缩减子女教育获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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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异质、政府竞争与电力市场规制绩效：机制及其影响分析

付强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49-155.

摘要 ( 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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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区域之间完全同质时,政府竞争会成为抵制电力市场规制失效的有效制度设计。但是在区域异质的现实条件约束之下,有效政府竞争与电力市场规制失效总是相伴相生。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存在监督不完美时,规制主体的目标只能沿着监督成本最小化的路径实现。这不仅导致了一种全新的规制失效,而且还将对整体经济增长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在引进国外先进改革经验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尴尬局面,必须要考虑外部环境对于规制制度设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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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科举停废对士人文官群体的影响——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新视角

〔美〕康文林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56-166.

摘要 ( 280 )

PDF（pc）(4822KB) ( 183 )

围绕清末科举停废及新政时期官员任命和晋升政策调整这一历史背景,采用新的微观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力图为观察清末新政前后清政府文官系统的变化提供新的视角。对1900年以来十余年间清代文官数据的分析,呈现出新政前后文官在人数、组成比例等方面的动态趋势。首先,根据官员出身,分析进士、举人及贡生等群体在整体文官系统中的比例及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新政时期进士出身的官员群体未见受政策调整的影响,京师与地方进士官员的人数、官职分布均相对稳定,不同科年进士的任职机会大体相近。其次,虽然举人与贡生在地方官员中所占人数未变,且不同科年举人的就职机会亦未出现明显变化,但其在京师却显示巨大的变化。随着1907年后京师官员人数的增长,京师举人与贡生官员人数有相当明显的增长,且官职分布也有变化,如小京官所占比例有显著增加。最后,监生与捐纳贡生呈现出与进士和举人不同的另一种模式。1907年后监生与捐纳贡生人数增长了,但是分布的变化与举人和贡生的变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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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与学堂并立时期传统教育经费用途的转化

蒋宝麟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67-175.

摘要 ( 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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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发展最为完备的时期,除了官方支出的科举经费外,还有书院费、宾兴费、学田收益及其他各类教育经费。从甲午战败之后,尤其是从1901年底开始,中国各地广设新式学堂。在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前,科举与学堂并立。各级各类学堂的办理需要大笔款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书院、宾兴和学田等。这意味着传统教育经费的用途逐渐向学堂转化,也是学堂由边缘走向中心的缩影。然而,在科举制仍存的情形下,传统教育经费在整体上须同时应对科举与学堂两套教育体系的支出,其总量定处于短缺状态。因此,从经费角度而言,必须废除科举,这样才能确保学堂的生存与发展,学堂方可真正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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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

张杰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76-185.

摘要 ( 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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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清太宗首征朝鲜之役时,几乎无人对“朝鲜屡世获罪我国”这句话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明成化朝两次进攻建州女真战争中,朝鲜方面并未受到建州女真的任何骚扰,但却积极出兵配合明军,使建州女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清太宗即位后出兵朝鲜时,称“朝鲜屡世获罪我国”,并非空言,是有事实为据的。天聪元年清太宗通过战争,强迫朝鲜与后金订立盟约,使双方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极大地缓解了后金政权严重的物资困难。朝鲜“商人图利,情愿互市”之语,道出了双方贸易关系的真相。清太宗称帝后,亲自率大军征服朝鲜,皮岛明军随之覆灭,彻底解决了东顾之忧,得以全力与明朝争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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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声律理论三题

于景祥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86-191.

摘要 ( 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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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建构了自己的声律理论体系,其基本构成大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对音律本源及乐器与人声之关系的探讨,二是对文章和律的难度及成因的分析,三是对声律规则与协调方法的阐述,四是提出推崇自然和谐声韵的基本主张,五是强调正声及作者才识的观念。这一理论体系一方面借鉴和吸收了他人特别是沈约等人的声律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在字音的阐释、解决文章病犯问题的具体方法、声律论的核心思想等方面有明显超越。无论是从中国古代声韵学史还是从文学史上看,《文心雕龙》的声律理论体系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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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家“以文为戏”摭论

纪德君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192-199.

摘要 ( 363 )

PDF（pc）(1446KB) ( 322 )

“以文为戏”是不少明清小说家的共同旨趣。他们或者添油加醋,戏说历史;或者谈鬼说怪,谐谑逗趣;或戏谑反讽,娱情醒世。由于作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意淡化了小说的实用目的,撇开了利益得失的考量,或自娱,或娱众,因而“以文为戏”变成了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以文为戏”既受明清文人的生存状况、文化心态、小说观念、受众需求以及时代审美趣尚的影响,同时也受不同类型小说文体的制约。“以文为戏”需要注意游戏的分寸感、真实感,并与发愤著书、寓教于乐相结合,这样才能赋予“以文为戏”以一定的思想意义与情感内涵,有效地提高小说的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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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叙事建构的文艺渊源刍议——以取径武松打虎故事的属性为中心

徐大军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4): 200-210.

摘要 (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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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取径武松打虎故事的属性,在叙事结构上,起到楔子类引入情节的作用,沿袭了故事讲唱伎艺以入话引导正话的结构程式;在叙事策略上,是借助经典作品以创新编,体现了通俗文艺依附经典故事而编创新故事的思路。这种叙事建构的思路和方式乃承应于宋元以来通俗文艺作品营造和支撑的民间叙事大传统,以及元明众多文艺作品在浓厚的水浒文化氛围中对于水浒故事的重述实践小传统,后者包含了借径水浒英雄下梁山以引出市井故事、借径水浒故事以构思新故事等叙事建构的思路和方式。《金瓶梅词话》取径武松打虎故事以引出主体故事的叙述形态,把新作品附骥于有民众基础的旧作品的叙事建构思路,皆是承续这种民间叙事传统的表现,由此体现了文学传统对于后生文艺创作构思的启发、引导和限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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