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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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哲学话语体系的生成与转换

韩震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5-10.

摘要 ( 134 )

PDF（pc）(429KB) ( 92 )

话语体系深受历史进程和社会实践的影响,因此每个时代的话语体系都是基于酝酿其中的特殊历史时空体系中的人类实践而形成的,都有自己特殊的时代印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哲学话语,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三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及其特征均有不同的表现,这些不同的话语反映了各个时期人们不同的关注点与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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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经济70年：历史、逻辑与经验

李政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1-18.

摘要 (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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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70年的发展改革为“中国奇迹”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有经济为国家构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做出了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经济始终发挥牵引性作用,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和“顶梁柱”;进入新时代,国有经济进一步做强做优,并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引领作用。70年来,国有经济的制度功能始终如一,而政策功能和战略功能却在不断发生演变。国有经济发展改革的目标日益清晰和全面,即从激发活力转变为增强竞争力、影响力、控制力、抗风险能力和创新力。在此过程中,国有经济理论不断创新,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断优化,规模和质量不断提高,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未来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并和民营经济一起相互加持,共同做强做优做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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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

田毅鹏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9-27.

摘要 ( 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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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当下正在展开的社区抗击新冠疫情阻击战置于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系统之中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以基层街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区网格化治理凭借其基础性和覆盖性等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疫情袭来之际,基层政府果断迅速地将常态意义上的社区网格升级为社区抗疫的“超级网格”,通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绑定性”下沉到街居,构建起超级网格的“主网”;同时还与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物业公司建立起密切协动关系,编织起社区超级网格中的“辅网”。在社区展开全面疫情排查,及早发现疫情,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有助于保持社区的秩序和稳定。当然,在非常状态下建立起来的带有应急性的社区抗击疫情体系也存在着特定的局限性。如何调适超级网格中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将常态时期积累起来的治理经验转化为非常时期抗击疫情的社区治理行动,如何通过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切实提升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亟待解决的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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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动背景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与治理反思

杨菊华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28-33.

摘要 ( 3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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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检验大流动时代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也是对社会凝聚力和个人心理承受力的一次大考。从源头、传播、治理等角度进行思考,能够得出以下启示：第一,文明既是器物和技术层面的,更是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必须改变不科学的思想观念,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可能从源头阻断疫情发生。第二,在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滞后,大城市总是面临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风险和挑战,必须加快推进公共卫生与疫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强化疫情防治能力。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和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才是最有效、最高效、最长效的“疫苗”。第三,疫情防控不能忽视民生,必须保障普通人正常的基本日常生活,提供人文关怀,减轻疫情过后的社会创伤,改善治理的社会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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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成因、二重性及其平衡理路

曹海军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34-42.

摘要 (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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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和防控是一个重要构成。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网络时代中国遭遇的首次全民性公共卫生危机,其引发的应激性恐慌、焦虑更具破坏力,迫切需要引起重视。较有代表性的网络谣言不仅具有政民关系对立化、政治信任危机化、商业伦理异化等消极意义,也具有体制性纠偏、信息性纠偏、价值性纠偏等正向功能,这就要求对网络谣言的规制既要有路径依赖意识,又要有路径创设意识。提升政府的网络谣言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作的辟谣机制、培育自我净化的谣言平衡环境等措施能够有效均衡网络谣言的二重性,使谣言止于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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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与路径优化

马良灿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43-48.

摘要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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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是对当前乡村组织的治理水平和应急防控能力的重大考验。乡村干部采用多种方式,在短期内有效阻击了疫情向农村基层社会的进一步扩散。不过,某些乡村组织防控治理模式的单轨化、治理方式的形式化、应急防控治理能力的低效和基层治理体系的残缺,严重制约了一些地区疫情防控与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要从根本上防控和战胜这场重大疫情,乡村组织应坚持以村庄为治理单元,以农民为主体,采用乡村治理的双轨治理模式,积极践行实质治理的防控方式。同时,新形势下,应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实现村民自治与村组自治有机衔接,构建内部协调统一、运行高效有力的新型乡村组织体系,提升乡村组织应对重大疫情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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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的意义何在

张晶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49-56.

摘要 ( 180 )

PDF（pc）(886KB) ( 119 )

中国美学研究虽然已是成绩斐然,但在构建中国具有自身特质话语体系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要求下,必须有一个新的突破。从范畴研究到命题研究,这是中国美学研究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范式转换。命题本是逻辑学的概念,而哲学的或美学的命题,则是由人们在长期的理解和诠释中产生的重要学术观点的表述。美学命题的共同特征一在其客观性,二在其意向性。中国美学命题有与西方美学命题的共同属性,也有属于中华思想背景的个性特征。以更为自觉的命题意识进行中国美学研究,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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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与古代美学理论之建构

吴建民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57-65.

摘要 ( 178 )

PDF（pc）(926KB) ( 338 )

中国美学史上历代理论家都有大量命题提出,从而使古代美学形成了运用命题表述思想观点的理论表达模式和以命题为美学系统框架之栋梁的理论建构模式。命题对于古代美学理论建构具有举足轻重之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命题是古代理论家表述美学思想的基本方式,具有语言简明、内涵清晰、表述透彻等特点,能够便捷有效地表达丰富复杂的美学思想,故为古代理论家乐于使用。其二,命题是古代美学论著核心内容之体现。命题凝聚着理论家的思想精华,美学论著中最精彩的理论不可避免地通过命题而体现出来。其三,命题广泛运用于古代各体艺术理论中。中国古代美学以乐舞书画诗文小说戏曲等艺术理论为主体,古代各体艺术理论的创建发展都离不开命题的提出和运用。其四,命题广泛运用于古代美学各层面理论之阐释。命题具有独特的阐释功能,是理论阐释的最佳手段,对于古代审美创作、审美体验、审美价值、审美风格、审美主体、审美鉴赏等理论的阐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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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论的“著文自娱”

李昌舒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66-73.

摘要 ( 185 )

PDF（pc）(1010KB) ( 203 )

“文以传道”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思想,但在此之外,“著文自娱”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导源于孔子,由陶渊明提出,在中唐到北宋的新型士人这里得到发扬光大。新型士人既具有“官”的身份,需要恪尽职守;但又有“文”的特长,这是他们得以跻身仕途的途径。因此,在“官”的理想遭遇挫折时,他们发挥“文”的优势,通过“文”获得身心的愉悦,这是“著文自娱”的基本定义。它包含三个不断递进的层次：以文为戏,以文为适,以文为寄。首先是在严肃的诗文创作之外偶尔为之的游戏之笔,其次是将诗文作为日常生活主要内容的闲适之作,最后是将个人隐秘、脆弱的感情寄托在词中,以刚健、坚韧的心态投入作为官员的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使命中。宋代被视为中国古代近古史的开端,新型士人的这种文学观对于此后的中国文学史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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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我”到“他者”的伦理现象学转向

欧阳谦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74-80.

摘要 ( 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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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现象学运动中,法国的新现象学尤为引人注目。这种新现象学的“新”在于它展开了一种伦理现象学转向。列维纳斯的他者现象学堪称这种转向的重要代表。他以追问人类暴力的发生为动机,力图从西方传统哲学的自我学中去寻找暴力发生的思想原理,在对自我学的现象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开出了一条面向“他者”并由此而达成消除暴力的伦理正义之路。围绕着“他者”“面容”“无限”,列维纳斯旨在突破观念论及其表象论的自我主义逻辑,以开放和应答的姿态去实现“面对面的伦理关系”,从而迎来善良的正义。在一定意义上说,列维纳斯从“自我”走向“他者”的现象学转向,无疑是在建构一种关于善良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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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形而上学语言否定形而上学——德里达在《暴力与形而上学》中对列维纳斯“他者”的质疑

尚杰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81-86.

摘要 ( 286 )

PDF（pc）(1000KB) ( 237 )

列维纳斯的“他者”暗含了形而上学的相异性即否定性,而与“他者”对应的“我”的身份是同一的,他们都以变异的形态与黑格尔式的“否定”相关联。“他者”是概念思维无法接近与理解的对象,从而在事实上成为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某种回声。列维纳斯其实是在用形而上学的语言否定形而上学,把海德格尔已经拉回人世间的思想重新放置到天上。在上述基础上,列维纳斯把“他者”伦理学称为“第一哲学”,这个思路返回“元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另类现象学式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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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象的奠基到现象的自身给予——对马里翁现象学观念的批判性考察

陈辉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87-94.

摘要 ( 211 )

PDF（pc）(1018KB) ( 253 )

作为当今法国最为著名的现象学家,马里翁依据可能性的方向,在继承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现象学观念的基础上,开辟出一条新的现象学道路,即被给予性的现象学。在马里翁看来,从其任务和方法来说,现象学超越了形而上学的奠基要求和论证方法,而走向通过还原方法让现象自身显现的道路。他指出,现象要想自身显现就必须首先自身给予,因此从其研究课题和领域来说,现象学必须依据被给予性来界定现象,进而走向对被给予性的探究。马里翁的现象学以超越形而上学为旨归,而批评者们却认为它实际上走向了在场形而上学。通过对这一批评的批判性考察可以看出,这种现象学一方面解放了现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现象可能性的遮蔽,因而构成需要被超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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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密切联系原则控制模式欧美比较研究

田洪鋆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95-103.

摘要 ( 158 )

PDF（pc）(1109KB) ( 186 )

随着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该原则在带来法律适用灵活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司法裁量权滥用、操作失范、司法效能不高等问题。美欧率先意识到该原则的消极作用,进而结合各自的法律传统形成了区别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控制模式,两者在控制背景、控制理念和控制过程上存在明显的差别。目前我国对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研究还停留在灵活性的分析上,对该原则负面效果的分析较少,更缺乏对其进行控制的思考。深入研究美欧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不同控制模式及差异,不仅能帮助我们深化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理论研究,还能够提升我国对该原则的司法适用质量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控制模式的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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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税收协定中利息免税条款的适用

张美红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04-110.

摘要 ( 194 )

PDF（pc）(1140KB) ( 279 )

在绝大多数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税收协定中,都纳入了利息免税条款。该条款在享受免税待遇的主体范围、受益人的利息所得类型、受益人和融资项目等方面的规定特点鲜明,并呈现出免税待遇进一步扩展的发展动向。但在适用效果上并不理想,并且在实践中也容易产生相关适用争议。基于此,应从加强沟通,寻求条款解释适用上的共识、纳入税收饶让规定、提升利息免税条款的适用效果、在BEPS计划下限定享有利息免税待遇的受益人范围等方面完善利息免税条款,以期更加有效地推动缔约国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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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崩乐坏”新论——兼论中华礼乐传统的连续性

杨华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11-120.

摘要 ( 427 )

PDF（pc）(1363KB) ( 540 )

“礼崩乐坏”是儒家学说中的一个基本话语,春秋战国之际是历代公认的礼崩乐坏时期。但是,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曾出现过所谓的礼崩乐坏现象,尤其是王朝末年、动乱时期,礼乐坏废、道德陷溺便无可避免,时人或后朝的士大夫常常发出礼崩乐坏的感叹和批评。不仅居于中原的华夏—汉族如此,少数民族政权及其士大夫也经常以三代礼乐继承者自居,感叹和批评后世的礼崩乐坏。历代感叹和批评所反映的文化心理,正是对中国礼乐传统的认同和对礼乐文脉连续性的维护,反映了统治者和士大夫想要振衰起弊、重建礼乐的决心和努力。由此,客观上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礼乐制度的多次重建和传承不辍。礼的内涵,分为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次。形而下的部分或许因时因人而变化,于是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现象;而形而上的部分即礼义却相对稳定,这正是中华礼乐文脉得以重建和传承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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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鹿为龙：汉墓鹿蹻葬仪考

姜生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21-133.

摘要 ( 242 )

PDF（pc）(4440KB) ( 438 )

乘蹻飞行是汉代旧道教描绘神仙之能的宗教话语,除了传世文本的描述,龙虎鹿三蹻图像亦出现于许多汉墓画像之中。东汉末期,新旧道教信仰矛盾在墓葬仪式领域妥协折衷的极致约减之例,出现于烟台毓磺顶东坡发现的一座所谓“殉鹿”汉墓。其葬仪的主要特点是将死者与一头鹿直观布设为“人骑鹿”的物化组合,这意味着,冥界过程被削减到死者入冥即乘“鹿蹻”升仙;换言之,乘蹻仪式上升为死后唯一程序。该墓为东汉晚期道教信徒夫妇合葬墓,殆无疑义。从两人遗骨和鹿骨架构成的“鹿蹻”平面组合方式、保存较完整的组合形态及其与墓室之空间关系,推测该墓原本无棺,且墓主人初死即由主事者将遗体预处理为面朝东方,以与鹿构成鹿蹻飞升东方海上神山仙岛之实体组合。作为“鹿蹻”信仰支配死者乘蹻实物组合的最早墓葬实例,该墓为观察汉末尸解变仙沦为下品背景下新旧道教信仰在葬仪中的折衷实态提供了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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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在主流经济学中的缺失及重新定位

赵儒煜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34-147.

摘要 ( 143 )

PDF（pc）(2424KB) ( 179 )

关于企业家职能的研究在经济学史上并不鲜见,但并未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这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决定的。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内,企业家被供给替代,供给则变成价格的函数;以完全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理论前提也排除了企业家存在所必需的不确定性、生产异质性;以价格机制为理论内核的理论逻辑,使供给被抽象为均质的,供给只需跟随价格作出量的调整就可实现市场均衡,因此排除了对创新、管理、风险等的需要。事实上,企业家对市场活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由于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不科学性,企业家定位必须也只能在以不完全市场为前提的、克服价格机制弊病的经济理论中才能实现。为此,在不完全市场前提下预期支配的市场原理完全成立。需求是市场的第一决定性力量,心理预期是推进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而市场必然失衡,市场的最佳状态是供给对需求的无限接近。在预期支配市场的理论内核之下,企业家在不完全市场中的定位不仅客观存在,而且更加明晰。企业家是需求预期的追随者,其职能包括针对市场外的新产品需求预期及市场内的现有产品需求预期的风险管理、竞争策略管理及创新等职能;企业家是代表供给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执行者,通过生产过程的管理与创新实现其需求满足职能、利润追逐职能,并出现了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即时管理的新职能;企业家是道德行为的引领者、践行者和示范者,其道德规范职能对构建良好、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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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析

焦成焕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48-160.

摘要 ( 247 )

PDF（pc）(1564KB) ( 133 )

在中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资本账户整体开放对中国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这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微观证据。但不同类型的资本账户开放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使得资本账户开放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效应。这其中,直接投资开放和金融信贷开放会加剧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证券投资开放会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此外,资本账户开放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这表现在资本账户对劳动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没有影响,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具有加剧作用,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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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执行成本与民营企业R&D 投入

陈刚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61-171.

摘要 ( 125 )

PDF（pc）(1753KB) ( 124 )

更高的契约执行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的R&D概率和R&D强度。同时,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R&D投入对契约执行成本的依赖程度可能更强,具体表现为,更高的契约执行成本降低民营企业R&D概率和R&D强度的影响规模,远远超过了对国有企业R&D概率和R&D强度的影响规模。以各城市的法律文化受英美法系传统的影响强度作为契约执行成本的工具变量进行的估计可得出同样的结论。这意味着,提高以法院为基础的契约制度的效率,降低契约执行成本,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R&D投入,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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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知识、自信心和家庭信贷约束

尹志超, 张号栋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72-181.

摘要 ( 181 )

PDF（pc）(2014KB) ( 306 )

中国家庭日益深入地参与金融市场,合理运用金融工具是家庭缓解信贷约束、实现跨期优化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作为影响家庭金融决策的重要因素,金融知识是否影响了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否影响了家庭主动缓解信贷约束的自信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探究中国家庭信贷约束问题的重要方面。基于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知识能显著降低家庭面临信贷约束和“申请被拒绝”的概率,金融知识中的知识因子、计算因子和期望因子明显降低了家庭受到信贷约束和“无信心借款”的概率,且金融知识通过提升家庭信贷自信心而降低信贷约束和“申请被拒”的概率。可见,普及金融知识教育、提高个体金融知识水平对于缓解中国家庭面临的融资难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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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投入品垂直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

丁一兵, 宋畅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82-195.

摘要 ( 128 )

PDF（pc）(1561KB) ( 430 )

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造成了前向技术溢出和后向技术溢出,其中,作用于产品形成环节的前向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区分制造业国际生产网络的范围后发现,国内上下游行业中间投入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制造业升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显著促进了低技术行业和中技术行业复杂度的提升,而国外上下游行业中间投入品技术升级则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作用十分有限,且对中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技术升级产生一定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制造业应鼓励国内行业开展跨行业技术交流,促进行业协同技术进步;应在参与国际生产合作的同时,积极推动产品研发合作,通过主导核心生产环节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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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

赵丙奇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1): 196-205.

摘要 ( 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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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普惠金融是新时代中国加快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社会福利公平分配的有效措施,而依托信息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进行拓展的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也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面板门限模型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门限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高经济水平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有显著的线性影响;在低经济水平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低水平时,其发展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在高水平时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低收入群体通过获取合理的金融需求来提高收入水平,对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窄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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