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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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平等——耶鲁大学教授约翰·罗默访谈

约翰·罗默, 梁爽, 黄斐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5-9.

摘要 ( 297 )

PDF（pc）(795KB) ( 175 )

罗默在市场社会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模式和原则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罗默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在使用市场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罗默提出,分析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分析的思维方式主张一个事实只有一个科学逻辑。尽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已经消亡了,但分析的思维方式也有自己的存在意义。罗默还提出,当下我们还无法彻底消除私有制,这就意味着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很多问题,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抑制市场自身的弊端和控制贫富差距,着力解决好效率和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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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主题与基本特点

王雨辰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0-15.

摘要 ( 199 )

PDF（pc）(876KB) ( 157 )

寻找革命主体并探索适合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目的和归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当代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把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阶级意识理论、文化霸权论、文化工业论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提出了包含文化意识形态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论。我们应当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看做是他们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努力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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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革命遗嘱执行人”思想探析

林怀艺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6-21.

摘要 ( 503 )

PDF（pc）(958KB) ( 272 )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1848年欧洲革命提出了“革命遗嘱执行人”的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包括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都曾经扮演过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然而他们在镇压革命之后,却以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统治阶级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他们发善心,而是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从目前情况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资产阶级执行无产阶级“革命遗嘱”的状况还将继续下去,但资产阶级执行无产阶级“革命遗嘱”具有不彻底性,只有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最终的解放。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保证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前提下,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革命遗嘱执行人”思想并用于指导实践而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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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鞫谳分司”:“听”“断”合一与分立的体制机制考察

霍存福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22-31.

摘要 ( 250 )

PDF（pc）(1465KB) ( 512 )

宋代府州一级审判一般有推勘、录问、检法、拟判、审核、判决六道程序。“推驳(推正、驳正)”制度是理解当时司法程序的枢纽。法司“驳正”与录问“驳正”针对府州鞫司的“鞫狱不当”。鞫司针对下级机构的“推正”和府州内诸鞫司之间互相移推是“推正”的二种类型,宋代法律从正面直接规定了录问官的驳正权。“定夺驳正”主要是针对“入人死罪”的情形。其上的幕职官及通判以“定夺”程序纠正“检法不当”,而不是“别推”。“定夺驳正”是“当职官”以程序权力“驳正”冤案。开封府幕职官以推鞫为业,对刑事案件有建言权。“鞫谳分司”不排斥长官与副职参与,有长贰参与的聚议制度是长官制体制大背景所引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展示各方意见的好平台,可供长官做最后定夺。关注鞫、谳之外的其他程序,包括录问官与录问程序,幕职官的角色与作用等,不忽略其他官员或机构的存在和贡献,是正确、适度评价“鞫谳分司”及鞫谳双方作用所必须坚持的立场,“鞫谳分司”是我国古代“听”“断”合一与分立的重要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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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契约文书“恐后无凭”套语的证据实质意义

祖伟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32-39.

摘要 ( 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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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作为证据,对于主张权利具有重要性。传统契约就其内容可分为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形式要件包括“各不得反悔,悔则罚”的禁止性条款、“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的信守条款、证人签字画押、“恐后无凭,用后为验”等套语。其中,“恐后无凭,用后为验”套语起源于“信”,发轫于司法断狱之“听”讼,完成于从借助神灵督促履约,到相信人能守“信”,再到预防人“无信”的转变过程。作为契约结束语,“凭”“信”是制度性安排。契约是督促双方当事人按期履约的“法锁”,在明晰双方权利义务、排除他人干涉、担保标的物没有瑕疵、减少日后纠纷等方面,此套语显得十分必要。“恐后无凭”套语具有“券证分明”的证据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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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法律制度中的地位探索

李志文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40-45.

摘要 ( 109 )

PDF（pc）(891KB) ( 170 )

不同国家在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不相同,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共同推动下,有必要确立我国于国际海底资源开发制度下的引领国地位,辩证分析在确立该地位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却性因素,改进《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中相应的立法原则,将“适当给予其他较为落后的或地理不利的发展中国家以一定的便利”明确至立法中,在理论上将“一带一路”思想方略运用至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活动中,以有力地带动周围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我国在国际海底资源开发活动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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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航行安全中国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马金星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46-53.

摘要 ( 146 )

PDF（pc）(1149KB) ( 214 )

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具有属地特征,国家管辖权是沿岸国参与南海航行安全保障的基础,我国与“南海五国”现存航行安全保障管辖权协调机制具有软法性特征,地区海洋争端的存在和当事国国内法的冲突使航行安全维护的实效性难以保证。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积极倡导下,中国与“南海五国”应协同破解管辖权协调困境,有条件认可国家管辖权在争议海域的生存空间,遵循国际公约中限制性条款的规定,合理适用属人管辖优先与最密切联系原则,通过联合申请的方式维护南海航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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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本质、特征、影响及中国对策——纪念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00周年

程恩富, 谢长安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54-63.

摘要 ( 212 )

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根源在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本性,其基本特征有:金融部门成为调节和控制市场经济的核心;发达国家操控国际金融、输出知识产权,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态;金融资本可以利用高科技手段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少数金融寡头和金融家族及其组织控制本国乃至世界经济命脉。经济金融化导致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经济泡沫化严重、国际局势动荡不已等,经济金融化表明当今资本主义垄断性、寄生性或腐朽性更大。中国处于金融资本推动的全球化中,应采取一系列金融和经济改革发展的务实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全球化对自身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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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信用评级调整的因素与效应分析——基于穆迪和标普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思考

胡海峰, 王爱萍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64-70.

摘要 ( 125 )

2016年3月,穆迪和标普先后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技术角度出发,此次评级调整的准确性不高;从政治角度考察,此次评级调整的客观性不强;从动态角度考察,此次评级调整的前瞻性不够。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企业债务质量堪忧、金融市场不稳定等因素是当前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关注的重点,也是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的主要影响因素。此番评级下调行为,短期影响已经率先表现在债市,长期影响尚不明确,且并没有显著影响我国股票市场行情和外汇市场。对于评级展望的下调,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谨防产生“用脚投票”的羊群行为。应建立应对评级调整的公关机制,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深层次调整金融体系,构建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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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拐点背景下农民工工资增长的现实诉求与多元推进机制

罗正月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71-76.

摘要 ( 109 )

随着 “人口红利拐点”的来临,我国劳动力从长期以来的无限供给转变为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这使得农民工工资出现了逐步增长的趋势。但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纵向与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不仅农民工工资基数的绝对水平偏低,其相对工资也呈现出结构性失衡的低水平状态。农民工工资仍有继续提升的现实诉求与可行性。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应该随着GDP的增长、物价指数的波动及企业利润的增加而同步增长。解决农民工工资增长困境,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强制企业给农民工“涨工资”,应配合落实各项法律法规、经济政策来调节农民工实际收入水平,制定农民工工资多元稳定增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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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参与亚太自贸区的行为逻辑与对中国的策略分析

庄芮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77-86.

摘要 ( 125 )

PDF（pc）(1397KB) ( 266 )

美国对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态度对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十分重要。我们应从美国参与亚太自贸区的行为逻辑和对中国的策略入手,分析美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意图。对于FTAAP,美国的看法经历了两次转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04—2008年,积极支持FTAAP;二是2009—2014年,搁置FTAAP,力推TPP;三是2014年至今,对重提FTAAP存有疑虑。未来美国必将以TPP作为新的起点和蓝本,构筑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在此形势下,中国必须双轨并进推动FTA和FTZ,及时评估已生效FTA,落实贸易投资自由化条款,构建“一带一路”FTA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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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试论清朝咸、同时期的财政转型

倪玉平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87-96.

摘要 ( 305 )

PDF（pc）(1490KB) ( 165 )

咸丰、同治时期,清廷内外交困,军务倥偬,极大地改变了旧有的财政体制。就奏销制度而言,咸丰以前的钱粮奏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财政大权;就租税结构而言,财政收入的主体由农业税转变为以厘金和海关关税为主的工商税;就指导思想而言,清廷也在事实上放弃了“量入为出”的理念而步入了“量出为入”的阶段。可以说,咸丰、同治时期开启了由“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转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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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海洋观、海盗与海上贸易(1644—1842)

刘平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97-105.

摘要 ( 346 )

PDF（pc）(1322KB) ( 764 )

清朝在开国后的较长时间里,采取海禁之策,但中外之间的民间贸易—走私贸易一直没有中断。康熙二十三年“开海”以后,海上贸易日兴。随着国内局势的安定与社会发展,清朝人口迅速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当国内粮食市场的调剂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暹罗等国稻米开始大量进口。稻米进口量的不断增加与商贸路线的繁荣,引起了海盗的注意。海盗的抢劫目标并不局限于稻米,还涉及其他各种船货。从海盗自身来说,抢劫稻米等物品不仅能够解决温饱,还能将多余之物销赃,壮大自身实力;从清廷角度来说,海洋只是陆地政权的某种延伸,闽粤水师因海防与海盗而设,缉私与剿匪成为一道独特的海上景观;从中外贸易史角度来说,闽粤之海盗、水师,各自都有促进、削弱中外贸易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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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与条约之间: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并存与兼容

李云泉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06-112.

摘要 ( 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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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历史上的朝贡体制是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一个松散的国际秩序,不仅因时空变换而具有差异性和虚实之别,而且缺乏西方意义上明晰的权利与义务的界分。近代以降,列强对东亚的入侵和条约体制的确立,引发东西方两种不同国际秩序的碰撞。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两种国际秩序并非简单的对立冲突关系,更重要的是二者彼此渗透与兼容的“过渡相”,无论在东亚国际关系还是中西关系中皆有所体现,且一时难分高下。故而若一味用西方现代话语解读源远流长的东亚国际秩序并予以价值评判,容易掩盖东亚世界的历史实相。而东亚国际秩序的崩解,也不仅仅是列强武力侵略的结果,它还与东亚世界内部国际法知识的普及、民族主义思潮的涌动、国家自我意识的凸显等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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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中华——历史上日本对“中华”概念的理解、阐释和运用

朱莉丽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13-121.

摘要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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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儒家思想紧密相关的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儒家的天下观,以及作为其主要构成要素的华夷思想、中华思想等,对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曾经形成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华”这一概念,不但在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同时显现出强烈的自国中心主义和文化优位主义的意味,而且代表了为东亚各国所公认的华夷秩序的顶点。深受华夷思想影响的历史上的日本,为了提升自己在以“中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甚至登上这一序列的顶端,从自国的情况出发,对这一概念作出了对自己有利的阐释。而在这些阐释背后,伴随着的是日本国家意识的成长及构建以自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的需求,无疑,“中华”思想在东亚的传播以及各国对“中华”思想的运用,对东亚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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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模式与郭绍虞“学科变异”——对1959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作思想史解码

夏中义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22-130.

摘要 ( 141 )

PDF（pc）(1422KB) ( 165 )

所谓旧版史观,是指郭绍虞民国版所构建的批评史观的学理框架。颇具创新意义的是,郭绍虞将演进到魏晋南朝才“由渐而著”的“纯文学”观念,当作其旧版史观的逻辑中轴,嗣后再用它来测定隋、唐、北宋“复古期”对它的偏移,元、明、清传统“完成期”对它的悖离。这就意味着,批评史在郭绍虞笔下,实是历代观念要么积极、要么消极回应“文学性”命题的演绎史。“纯文学”作为旧版史观的逻辑中轴,本是郭绍虞用来识别且搜辑古典文论中的“诗意”意识,并将它与讲究“教化”“知性”“实用”的台阁“文意”(“杂文学”)相剥离的基元性参照。所谓“社会因素”不是别的,正是对“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一要素“反动政治(立场)”的委婉代码。“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二要素是“唯心哲学(方法)”。“日丹诺夫主义”负△的第三要素是“反现实主义(观点)”。修订版要拿“纯文学”开刀,是因为中国批评史确乎没有其他观念更像“纯文学”一般适合作“反面典型”或试剑石,来见证苏联模式锋芒之厉害了。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一要素叫“人民性”,以对应苏联模式的“革命政治(立场)”。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二要素叫“物使—心动”,以对应苏联模式的“唯物主义(方法)”。修订版为“现实主义”△觅得的第三要素,是让刘勰“反形式主义”来对应苏联模式的所谓“反现实主义(观点)”,虽在局部上很过硬,但就整体逻辑而言,它又与“现实主义”△另两个构成要素相悖离。正是瞄准“情异于志”可能驱动“纯文学”远离所谓“现实主义”,故修订版衷心仰慕刘勰《文心雕龙》主“情志合一”。正是上述不可逾越的历史“贫困”,从根本上制约着修订版只能从破坏性的负面角度,去模拟苏联模式来打碎民国时的旧版史观(以“纯文学”为中轴),但绝对无法从建设性的正面视角去构建一个与苏联模式“逻辑同构”的“现实主义”△。这既是修订版最后只能践履半个“日丹诺夫主义”的原因,也是修订版最终只能硬撑着写半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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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自觉”与“文以载道”的错位——从郭绍虞的相关研究说开去

刘锋杰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31-140.

摘要 ( 179 )

PDF（pc）(1417KB) ( 129 )

郭绍虞创造了“文以载道”的研究范式,不过,也因铸成此范式的模型是现代的,会与古代文论的实际及其功能产生某些矛盾与冲突,体现出“文学的自觉”与“文以载道”之间的内涵错位。正是受现代文学观念的支配,郭绍虞建构了不同的文道关系图景,即“三派四类型”说。郭绍虞从现代文学观念出发研究文道关系,建构文道关系范式,正是现代学术的必然生产方式。但这种“以新释旧”的方法本身需要反思与检讨。问题出在文道关系可以在两个相区别的论域中展开,一个是古代的论域,探讨文道关系的原生面貌与功能价值;一个是现代的论域,探讨哪种文道关系才符合现代文学观念。若要解决好“文学的自觉”与批评史及“文以载道”研究之间的错位问题,必须承认运用现代文学观念不能完成解释古代文学现象的任务。古代之文与现代文学之间存在如下三种基本区别:其一,从本源看,古代之文是“天地之文”,现代文学是“审美之文”;其二,从功能看,古代之文是教化之文,现代文学是怡情文学;其三,从主体看,古代之文是担当之文,现代文学是体察之文。我们认为,可形成两种并行不悖的文学思想史研究类型,一类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准绳,像陈钟凡、郭绍虞那样,写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将不符合现代文学观念的文类与思想压缩或淘汰掉,写出历史上审美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一类是明了现代文学观念,但以古代文学观念为范围,像曾毅、谢无量那样,可写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史”,在“杂文学”观念下兼容并包“纯文学”文学现象,同时写出两种文学现象的生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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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郭绍虞的“保存古人的面目”——作为一种诠释范式

何旺生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41-147.

摘要 ( 150 )

PDF（pc）(1020KB) ( 178 )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保存古人的面目”一层意思是历史还原。在绝对意义上说,历史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而在相对意义上,历史则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无限地切近、把握和还原。郭绍虞“保存古人的面目”是对古人的理论和观念做“原始要终”的客观描述和历史还原。从知识谱系看,“还原”是现象学的中心方法。“保存”同样包含着“理解历史”和“历史理解”两个方面,是历史视域与郭绍虞自身视域(当下视域)的视界融合。此种“历史理解”,一方面凸显为“进化论”的历史观,一方面表征为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们是一体两面的事。“演进”与“复古”是构成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在他看来,“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进化”的意思。因此,“保存古人的面目”实际意味着一种诠释范式的建构,是“以古释古”与“以今释古”共生的复合话语模式。郭绍虞之“释古”,不是死板地、机械地诠释,他是要深入古人内心,与古人交友。“以古释古”和“以今释古”,一者是认识过去,是知识认识论;一者是以今人的眼光看过去,两者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演绎着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研究的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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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大宗师》“真人三解”释

王锺陵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48-160.

摘要 ( 177 )

PDF（pc）(1729KB) ( 243 )

《大宗师》对于真人的描写,其价值就在于它已经从具体的寓言人物的描写中抽象了出来,并且由于它是从《德充符》的弱者的形象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它的内涵已经不再是“无己”“无功”“无名”了,而是一种安命论的泛自然主义升华。并且由于这是一种类抽象式的人格形象描写,因此扣住人的生理及外形情况来写,就成为了它在艺术上的特色。以是,《大宗师》篇的“真人”之写,无论是内容,还是手法,都是一种新创。再深入一步说,类抽象式的人格形象描写,就其实质而言,乃是诗性中的概括性。“真人”之写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虽然《人间世》的栎社树寓言中使用了像“散木”“文木”这样的从社会性寓意中产生的类概念,也是一种诗性中的概括性,但从以自然物项为表现形式的类概念,到类抽象的人格形象,这其中的概括性因素的上升无疑是明显的,这是从诗性时代更多地向散文时代靠拢的体现。如果一定要用“有”与“无”的概念来表述,庄周的生命流化论,应该说是从有到有,而非从无而有。郭象着力阐述以及成玄英为之疏解的独化论,是不符合庄周的生命观的。明白这一点,对改写中国魏晋这一段哲学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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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与全真教关系辨说——以“车迟斗圣”为中心

胡胜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61-166.

摘要 ( 330 )

PDF（pc）(1096KB) ( 149 )

在《西游记》的传播过程中,有关小说与全真教(或曰“金丹大道”)的纠葛,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研究者对其见仁见智,长期聚讼不休。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以世徳堂本为代表的百回本体系中,丹道思想只是零散偶现,远非主流。从“车迟斗圣”这一较有代表性的情节,我们看到了现存百回本《西游记》主题意蕴的改变,虽然文本中依然存在大量的与全真教或“丹道”说相关的情节元素,但已非复旧貌。如果说丹道之说在小说成书、流传的某个环节孱入并广为流传,时具影响,但至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后,作家则以滑稽谑浪的笔触“解构”了一切宗教的庄严与神圣,刺世之心尽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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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文学批评语境下张英的文学观——以《御选古文渊鉴》为中心

章建文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67-173.

摘要 ( 142 )

PDF（pc）(1263KB) ( 174 )

从选本批评的角度看,《御选古文渊鉴》是康熙与诸臣构建起来的文学批评国家话语体系。《御选古文渊鉴》收录的张英评语,也构建了由价值观、通变观和审美观组成的批评体系,尤其于儒者共性的道德追求中,于具体的创作过程中,释放生命的能量,张扬主体个性特色的形态之美、意态之美与生命之美。张英的个人话语一方面与国家话语有基本的一致性,印证、诠释、细化与落实了文学批评国家话语的基本价值标准与要求,另一方面又有着由宗经尚用的价值观、承变相生的通变观与气韵有余的审美观构成的较为系统的个人话语体系。张英的评语既凸显了其与康熙、先贤与诸臣的话语的不同,又在与国家话语互动、互补、互证与互融中实现了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的互换与共生,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有机成分。这体现出国家话语的构建具有非常明显的间性特征,正是这种间性实现了国家话语一致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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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权力场域与东北现代文学话语建构——以《盛京时报》文艺副刊为考察中心

冯静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74-179.

摘要 ( 212 )

PDF（pc）(1002KB) ( 228 )

殖民,一直是东北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语境视域。单纯从政治角度看,武力殖民确实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日本的文化殖民却早有用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作为妄想殖民中国的国家,想要文化输入和经济掠夺,必须利用其舆论的喉舌在一切可以把握的领域中制造文化殖民的语境。新旧文化的碰撞是中国20世纪初的阵痛,东北也不例外,只是和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的轰轰烈烈相比,东北文学或文化界反响不大,甚至可以说比较低沉。提倡女子独立、女权是新文化运动后新思潮的主要代表思想之一,“神皋杂俎”在讨论这一话题方面比较开明,除了很多小说以当时的女子为主人公,描绘她们在新旧文化冲突中的选择外,还有很多议论文也一直以男女平等为话题,进行创作。大量域外的作家作品介绍,能够对受众产生一种多元思想融合的场域,不再固守传统的文化思想,继而为日本国的东北全域殖民做好文化殖民的先期话语铺垫。因此,在日本人主办的《盛京时报》中,东北读者确实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域外的风情和思想,但背后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良苦用心”。除了制造外部多元、恶化的环境,《盛京时报》对国内矛盾的暴露乐此不疲。在艰难环境下发声的作家作品、文学评论体现了东北作家主体性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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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殊教育福利:从补缺到组合普惠的制度创新

彭华民, 冯元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80-186.

摘要 ( 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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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福利制度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残疾人的特殊教育福利制度是否要同步转型成为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从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安排两个分析视角来看,特殊教育已经呈现出由碎片化的补缺型向体系化的普惠型转变、由边缘化的补缺型向多元化的组合普惠型发展的趋势,并已嵌入到国家社会福利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整体性制度实践过程中。多元组合式普惠型特殊教育福利的制度安排应指向保障残疾人基本教育权利和教育公平,实现普惠型福利覆盖面从学前教育扩展至高等教育全学段衔接、普惠型福利的接收者应由三类残疾人转向各类残疾人全覆盖、对普惠型福利提供者即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应由数量提升为主转向结构与质量优化并重。中国特殊教育福利是国家承担特殊教育福利提供的责任,残疾人能够接受到特殊教育福利的组合式普惠型制度安排是中国特殊教育福利制度顺应时代发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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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建设的机理与路径分析

宋言奇

社会科学辑刊. 2016 (6): 187-192.

摘要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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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必须把握四个关键性问题。第一,社区建设的机理是社会资本与居民需求的耦合。针对目前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减少与流失的状况,我们应当积极孵化社区社会资本,更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第二,社区建设的载体是组织网络化。我们要在现有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孵化出一些新型社区组织,并形成组织间耦合的格局。第三,社区建设的保障是政社分离,即合理划分政府与社区的职责。我国不少地区已推行政社分离,但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为此必须进一步予以深化。第四,社区建设的抓手是社区类型。城市社区类型众多,每一类型社区都有其自身特点,也面临着不同难题,因此应根据社区类型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社区建设。这四个关键性问题是当下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着力点,把握并处理好这四个问题是提升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整体水平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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