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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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上)——其意谓与必要性

王南湜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5-14.

摘要 ( 142 )

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只关注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而忽略了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面性关系,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思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本质性关联。这种审视的必要性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尽管在克服旧唯物主义阐释路向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却未能成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为核心的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关系问题,而这种未能成功又是缘于黑格尔主义自身之理论困难,因而超越黑格尔主义之阐释方式,对马克思哲学作一种近康德式的阐释,乃是理论发展的自身需要。这种阐释不仅能够使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也能够使我们构建出一种能切中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理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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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构主义的合理性

龚群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5-22.

摘要 ( 191 )

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建构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的本质在于对理性的信赖。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论强调社会秩序以及制度的自生自发和自然演进性,同时,他把理性的功能仅限于个人活动。但哈耶克反对理性的僭越、提出理性的局限性,并非是认为不可进行制度设计,而是认为这种设计应是在尊重历史前提下的创新。然而,哈耶克对唯理论的建构主义质疑的同时也提出了建构主义的合理性问题,而建构主义对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建构是在多重危险中穿行的。即使真正有助于社会进步的理性的建构也必须立足于社会文化自身的根基,才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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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类哲学的超越性

张伟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23-28.

摘要 ( 347 )

类哲学是人走向类化的过程中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反思和自我创造的理论体系,是人的自我意识达到了自觉形态的以人为核心内容的理论形态。类是具有超越性的概念,可以和任何对象建立关系,是消融在普遍关系中的一种存在。类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必然会对传统的哲学理论问题以新的阐释,并从中显示出类哲学自身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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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绝对存在概念及其与时间之关系——海德格尔读《精神现象学》

居俊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29-36.

摘要 ( 266 )

海德格尔1930—1931年在弗莱堡大学讲学期间,将《精神现象学》视为一部志在为存在论奠基的作品。在对其中“自我意识”一章的阐释中,他先将黑格尔自我意识概念解读为“自身存在”,进而引申出作为无限性的绝对存在概念。随后,他又宣称,在黑格尔对生命概念的解释中暗含“存在”与“时间”问题,两者的结构也被他界定为“存在是时间的本质”。由此,他批评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依然陷于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而他自己在此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时间是存在的本质”。这样,他将黑格尔树立为自己的截然对立面, 并尖锐地指出,黑格尔在此所犯的错误将导致“通向精神之道路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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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信仰建构中的“中国意识”问题研究

朱锋刚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37-43.

摘要 ( 88 )

无论是儒学宗教化、儒学现代化还是民族认同、民族复兴,“中国意识”始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核心问题。然而此处的儒学信仰并不是类似于西学知识体系中的“神学”,而是儒学的生存论信条。儒学信仰的建构也不是从宗教的立场来创建“儒学”,只是寻求厘清儒学得以完成自我救赎的基础价值理念。而这恰恰正是儒学现代化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转化过程中,民族认同意识与民族复兴问题也应运而生。文化价值层面的“中国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儒学信仰建构的信条,同时,它也是民族认同、民族复兴的核心内涵之一。虽然民族认同、民族复兴的“中国意识”文化价值理念并不等同于儒学信仰建构中的“中国意识”,但鉴于儒学对于中华民族生成的重要影响,那么厘清儒学信仰建构中的“中国意识”既是儒学拯救自身的关键环节,也是民族复兴的真正展开、完成的前提之一。当儒学“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不再囿于政治治理,而从“教化”普世性层面来重新审视时,传统儒学可能会因此而成为现代社会普世智慧的一泉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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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改革中贫困群体政策的转型及其特点

张汝立, 彭婧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44-50.

摘要 ( 139 )

城市贫困群体政策根据其功能和效果可分为保护性政策与支持性政策。近年来,中国城市贫困群体政策的发展总体呈现从“保护”到“支持”的转型特征,具体表现在价值取向、政策对象的选择、政策理念、实现方式、政策项目以及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上。城市贫困群体政策转型需要从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政府角色转变、政策监督机制的完善三个方面入手,以公平、正义为基点,对在改革中被动做出“牺牲”的贫困群体,国家和社会应给予特殊支持和政策倾斜,使他们在市场化的竞争中能够享有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权利。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制定合理的政策;另一方面为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提供发展的机会,不断提升社会总体的公平与正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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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地区文化因素运作机制的再思考——基于相际经营原理的经济人类学探讨

田广, 邵欢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51-54.

摘要 ( 160 )

文化是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结构体。文化系统性结构和文化因子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约,必然引起文化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导致超出经济活动范畴的相际经营的复杂化。如果忽视了这一现实,各种意想不到的非经济制约力必然接踵而至。因此,许多经济问题的成因并不在经济活动本身,而在于其植根的文化网络深处,如果对文化网络本身没有深层次的认识,经济问题的来龙去脉就无法澄清。有鉴于此,相际经营理论提出是对相际间非经济因素变革中各种交叉要素的区别对待和积极引导。它强调,在注意摒弃狭隘、陈旧的地方观念及民族意识之同时,要培育并发扬在宏观层次上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创新意识、创新文化和创新观念,这为解决我国当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提供了创新性的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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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非农化征地与农地增值收益权保护

孟宏斌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55-59.

摘要 ( 121 )

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中,地方政府沿用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城市化”模式,使农地非农化征用的趋势有增无减。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政府职能越位、征地程序失范等原因,失地农民无法享有绝对地租,获得级差地租比例极低,农地增值收益权益受到损害。通过确权颁证、规范用途、市场补偿、多元安置及综合社保等多层面的制度建设,既能够维护失地农民农地增值收益权,又可以确保新型城镇化目标协调同步实施,是一条可以尝试实践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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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价值困境探微

盛云, 杨连生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60-63.

摘要 ( 172 )

高等教育在经历了20世纪的黄金大发展后,面临着新的价值困境,表现在自主发展与环境要求之间的对抗调试、质量标准与历史积淀之间的矛盾交织、价值选择与行为逻辑之间的被动适应三个方面,体现出全球化与民族性、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现代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独特价值之间的对抗;高等教育本位观、质量观、方式观的变化;经济逻辑取代教育逻辑、企业逻辑取代大学逻辑、资本逻辑取代学术逻辑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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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企业形态创新对企业法基本理论的“颠覆”

王妍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64-70.

摘要 ( 138 )

近年来,西方国家企业法与公司法纷纷进行改革,出现了一批与传统企业形态截然不同的新型企业形态,这些新型企业形态打破了原有企业形态的范式,在法人人格与有限责任、资合企业与人合企业、公司企业与合伙企业的关系等方面突破了企业法理论传统与经典的教义,以一种无约束、去规范化的态势迅猛发展。我国现有企业形态是在长期企业立法实践中累积形成的,其没有按照统一的立法思路展开,这造成了我国企业形态的陈旧与僵化。21世纪我国在企业形态立法方面,应关注西方企业形态的发展,并注重企业形态的多样性与灵活性,同时应注重企业形态创新机制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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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与保险监管制度规则的博弈——以保险监管制度的制度创设为视角

贾林青, 贾辰歌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71-75.

摘要 ( 161 )

互联网金融的服务方式使得市场的不确定性更为明显,这需要我国的保险监管制度适应市场的特有规律,增设互联网保险经营者的准入制度, 构建专门针对互联网保险领域的风险预警机制,确立互联网保险产品的备案制度, 设置互联网保险产品的销售误导预防机制等。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保险消费者保护应纳入保险监管的范围,因此,需要强化参与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保险公司所应承担的保密义务,确保互联网金融的保险消费者金融隐私权遭受损害时能够寻求便捷、有效的救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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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消费者分级保护制度的法律规则构架

曹守晔, 张钱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76-80.

摘要 ( 127 )

为金融消费者设置准入门槛是防控风险的重要举措,基于此,美国、英国、欧盟和日本分别设立了“适当性规则”,要求金融服务机构准确了解其客户,将适当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销售给适合的消费者。我国应探索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精细化管理,在金融领域全面引入适当性规则,将金融消费者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消费者三类,分别适用相应的保护规则。金融服务机构对初级消费者应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对中级消费者应按照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承担责任,对高级消费者应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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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发展进程中的土地资源浪费反思

刘铮, 陈龙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81-85.

摘要 ( 152 )

城镇是要素聚集的产物,小城镇发展进程中的城镇规模扩张以及土地聚集,带来对农村耕地的侵蚀以及土地稀缺资源的浪费。具体表现在农村人均耕地锐减、城镇用地浪费以及进城农民原有土地的撂荒。其原因在于GDP崇拜导致的发展观偏离,以及土地产权不清和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解决问题之策在于树立可持续的城镇发展观,制定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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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劳动者权益保障

徐景一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86-90.

摘要 ( 161 )

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形成和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两大核心任务,但在不同阶段,二者侧重点应有所差异。现阶段市场化劳动关系基本形成后,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应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为解决此问题,应从增强劳动者博弈力量、达成利益基本共识与增加制度供给等方面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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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垄断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影响的理论分析

陈亮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91-94.

摘要 ( 124 )

不同的金融结构下数量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不同。在完全竞争金融市场和垄断金融市场中,可分别建立银行、居民和厂商三部门的两阶段模型,并通过对两种类型金融市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规模决定因素的模型分析,研究数量型货币政策在两种类型金融市场的传导机制。数量型货币政策更适应于垄断金融市场,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改革中,货币当局应该逐步从以存款准备金数量和货币存量为工具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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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决定论”与混合所有制经济——什么样的产权安排能够促进共同富裕

魏杰, 施戍杰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95-101.

摘要 ( 147 )

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包含不同经济成分的混合,也包含不同投资主体的混合;既表现为社会形态的混合,也表现为企业形态的混合。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安排进入新阶段,即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非国有化、规模企业股份化与小微企业广泛与成长化。应打破姓“公”姓“私”的思维定式,正确认识这一产权安排既是对作为积累体制的公有制的扬弃,也是对作为剥削体制的私有制的扬弃。它是转变资本积累结构、企业主体结构与技术创新结构从而实现效率的需要,也是实现财产交换规则公平、财产积累机会公平与财产获取权利公平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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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国有经济以及所有制之争

朱富强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02-106.

摘要 ( 182 )

国有经济及其所有制改革之争主要源于理论上的分歧:马克思经济学将剥削归咎于财产权的不平等,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将剥削归咎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相应地,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主张维护和壮大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地位,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强化市场竞争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结果,国有企业改革迄今还主要停留在公有还是私有的产权之争上。但实际上,目前国有企业的症结在治理机制层面而非产权结构层面,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和收入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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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技兴衰的原因和启示

周寂沫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07-112.

摘要 ( 269 )

美国综合实力下降,一个根本性原因在于科技。二战后,美国科技远离实体经济且带有极大的军事色彩。植根于战争的科技本质将经济发展引入歧途,一味地靠高科技保持领先和称霸地位,不仅使美国不由自主地“去工业化”,也使其高科技的绝对领先地位逐渐丧失。为了保持优势,美国不得已步入“知识经济”轨道,然而互联网泡沫的最终破灭,不仅引发了持久的金融危机,也让美国科技乃至经济的发展失去了方向。要借鉴美国的教训,既重视高科技的发展,又不能放弃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而最好的办法是将二者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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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转向革命”到“被革命”——对黔系军阀参与北伐的历史考察

陈红民, 潘建华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13-121.

摘要 ( 283 )

北伐战争前夕,以袁祖铭为首的黔系军阀被刘湘等四川军阀打败,退驻湘黔边境。为觅求生存空间,黔军陆续与广州革命政府接洽,脱离北洋军阀,归附国民革命军。广州政府为减少北伐阻力,也积极争取黔军。黔军一度作为北伐左翼军的主力向湘西、鄂西等地进发,配合了中央军在两湖战场的作战。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革命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黔军首领袁祖铭、彭汉章先后在常德、汉口被唐生智以“不革命”、“反革命”的罪名捕杀。宁汉分立后,黔军王天培第十军继续随南京方面北伐,但因徐州战役失败,王天培被蒋介石作为“替罪羔羊”杀害,所部被收编或解散。至此,一度参与北伐的黔系军阀全部被北伐军消灭。而在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的大环境之下,黔系军阀从“革命”的对象转变为“革命”的参与者,最终却以“不革命”、“反革命”而被消灭的历史过程与最终命运,亦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当时“革命”、“反革命”等话语的任意性、专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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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的转型——以1930年代蒋介石对“西南问题”的处置为中心

罗敏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22-129.

摘要 ( 275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难危机,蒋介石其建国理念发生深刻的转变,由军事领域转向国家的政权建设,从注重通过军事手段来消灭政治对手,转向组织、干部和教育等政治建设方面的抗衡。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与以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两广地方实力派为武力依托的西南之间的关系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西南问题”是1930年代中央政府在推行统一化政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也是对蒋的和平统一政策的最大考验。蒋在确立“对内以政治建设为目的”的基本政策的同时,决定对以陈济棠为首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采取联络、妥协的政策。1933年热河形势岌岌可危之际,蒋不得不对西南放手,开始探索双方“分工合作”之道,提出由西南方面负责“剿共”,中央则专责华北方面的“御侮”。蒋借合作“剿共”之机,积极拉拢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成功遏制了塘沽协定签订前后西南内部元老派准备积极联合北方的冯玉祥发动军事倒蒋的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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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与近代东北交通体系的重构(1898—1931)

李书源, 徐婷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30-136.

摘要 ( 183 )

铁路兴建以前,东北的交通体系主要由河运、传统陆运和海运构成,运输工具停留在传统的马车、帆船等工具上。铁路修建给陆运、河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铁路与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与合作,导致了传统交通体系的巨大变化,形成了以铁路为主导、以河运和传统陆运为辅助、以港口为铁路指向终点的新的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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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满族婚俗特征考

李学成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37-141.

摘要 ( 233 )

清初满族婚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皇家贵族一般施行拴婚(指婚),最早由努尔哈赤、皇太极主导,为巩固和发展建州女真势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满族祖先氏族社会群婚制残余的影响下,这一时期满族的婚俗不讲辈分、同姓血缘婚姻也较为普遍。为了增加人丁,满人大多早婚,大概十余岁便缔结婚姻。同时,为了维护满族的特殊权益,清初在汉军八旗之外实施了比较严格的满汉不通婚的政策。清军入关以后,由于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满族的婚俗逐渐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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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创新性

顾祖钊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42-151.

摘要 ( 133 )

中国式文化诗学的建构,具有十分密集的理论创新性。历史语境、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以及文化视角所带来的文学基础理论和文学批评模式的变化等问题,不仅意味着整个文学学科的一场学术革新运动,而且对不少人文学科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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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思维模式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的当代变革——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例

范永康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52-157.

摘要 ( 149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摆脱了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简单性思维模式,运用复杂性的辩证思维,重新理解了“文学反映论”和“文学意识形态论”,揭示出文学文本与历史或社会现实、与政治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内部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已经被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而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进行了两大革新:一是批评路径的逆转;二是对其他批评方法的穿越和综合,从而打破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中长期存在的隔离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僵局,实现了文本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批评的有机融合,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到“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的辩证统一。如何构建能够吸引新一代学者的,有魅力、有活力的、复杂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方法和新形态,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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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相伴: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

迈克尔·海姆

社会科学辑刊. 2014 (4): 158-164.

摘要 ( 188 )

计算机已经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人类中枢神经的重要延伸。与我们日渐亲密的计算机,并非人类的潜在对手,相反,它们正在变成人类不可或缺的伙伴。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都看到了信息技术和思维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技术在定义现实的过程中,在作为世界内容或实体出现的无形背景的操控下,计算机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使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观点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技术最了不起的力量在于它与语言所建立的亲密感。在承认计算机作为知识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要警惕人机相伴所带来的后果。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进程,在对计算机交互作用之理解的不断深化过程中,我们也不断深化了对人类自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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